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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法治国实践中
在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解决行政纠纷的机制,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相互之间衔接和协调不够,缺乏统筹安排和整体设计,使得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⒈行政诉讼由于受司法程序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行政权的运作以行政效率为原则。随着福利国家时代的到来,这一原则体现得就更加明显。这种效率性不仅体现在行政权的行使上,行政纠纷的迅速解决也应当包含其中。然而,相比之下司法权严格的程序设计无疑成为行政纠纷以最小成本和最快速度解决的障碍。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行政业务讲求效率,行政争议如由法院管理,因诉讼烦琐缓慢,势必将无法符合效率的要求”。同时在这样烦琐的程序设计中隐含了行政相对人诉讼成本的付出。“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 [4]即使对于一个收费较低的行政诉讼案件来说,如果行政相对人打算穷尽所有的司法救济途径也是一比不小的费用。再加上司法腐败问题、律师费用问题等,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的行政相对人来说成本就太高了。同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狭窄也是限制该制度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而言,我国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范围一般仅包括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作为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受教育权、政治权、劳动权等基本权利却被排斥在外;从行政主体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也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除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以外),对于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以及抽象行政行为则都未纳入审查范围。这样的诉讼范围显然无法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⒉行政复议缺乏独立性,相对人对于该种机制能否公正地解决行政纠纷存在疑虑。我国的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源于行政纠纷有其特殊性,这种解决方式在效率上比司法途径优越许多,但其公正性却值得探讨。依据现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机关通常是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本身或者是该机关的上级机关。由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隶属关系,难免存在上下级之间互相包庇的现象。而以自身作为复议机关,虽然给了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却违背了自然公正的法则。由于复议机构通常是由复议机关内部的法制工作机构来担任的,从编制上来看,该机构只是行政复议机关内部的工作部门,没有独立地位,其成员的工资、福利等都受该机关支配,且最终复议决定也由行政首长批准,所以,法制工作部门的成员能否公正办案值得怀疑。这也正是行政复议范围远远大于行政诉讼,在可选择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仍然不计成本地选择行政诉讼的原因。再者,我国行政复议法对于复议机构工作人员并没有专门规定标准,这使得许多行政纠纷解决者往往缺乏专业知识,不具备处理该类纠纷的能力。实践中,由于行政复议人员素质低所引发的纠纷也不少。 ⒊我国的信访制度正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信访制度是指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各级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反映生产、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提出批评、建议,或者进行检举、揭发、控告而形成的一种纠错机制,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受案范围没有限制,而成为老百姓最热衷的一种救济途径。多年的实践表明,信访制度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对于行政纠纷的解决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有效规制,使得信访制度一直缺乏规范性,主要表现在: ⑴信访机构庞杂而混乱。上到中央下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公检法部门,甚至于军队、企事业单位等,都设立了信访接待机构。再加上这些机构之间无法有效的协调,有时一个信访案件在不同部门的处理结果往往互相矛盾。这样不仅造成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源浪费,而且也影响到纠纷的公正解决。 ⑵信访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据有关专家统计,与群众庞大的信访量相比,信访的立案数相当小。而在这些受理的信访案件中,解决概率也仅为千分之二。更有甚者,行政机关信访工作人员侵犯民众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⑶信访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由于缺乏独立的地位和相应的职权、缺乏法律的有效规制,使得信访这一纠纷解决机制人治色彩十分浓重。尤其在法治化的今天,有些学者更是以信访是人治化的体现而主张将其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去除。此外,行政裁决等制度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行政裁决机构专门化程度不够,无法有效解决诸如交通、医疗、土地征用等专门性案件;行政调解适用范围太小,使其无法真正的发挥应有的作用等等。由此可见,完善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奥托·迈耶,行政法学家,教会法学家。1846年3月29日生于德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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