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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治蜀要深思”——成都武侯祠一副对联的解读 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正中有一副楹联，向被推为武侯祠诸联之冠。联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联为清人赵藩撰并书。赵藩（1851-1927年），字樾村，一字介庵，晚号石禅老人，白族，云南剑川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十一月上旬，时任四川盐茶使的赵藩游览武侯祠，追思诸葛亮治军理政的成绩，并联想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备用武力镇压民众的情况，遂书写此联。屈指算来，至今已百余年了。联语虽意在“讽谏”，但客观上却对诸葛亮一生用兵和施政的功业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从而发人深省，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上联言诸葛亮的军事成就，而其主要特点是“攻心”。所谓“攻心”，即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战胜对方，并使人心服。作者认为，自古以来那些真正懂得军事的人并不在于“好战”，而是注意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摧毁敌人，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除敌对双方的对立情绪，从而保持长久的安定局面。诸葛亮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七擒孟获”便是中国战争史上以“攻心”取胜的典范。诸葛亮北伐中原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于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先率军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对南中夷军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从而使得孟获心服口服。当最后一次诸葛亮又要放孟获回去时，孟获便不肯走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样一来，不但南中叛乱被很快平定，而且诸葛亮不留一兵一卒，南中社会仍能保持安定。更有意思的是，孟获其人此后也担任了蜀汉的御史中丞，孟获手下的有些将领还参加了由诸葛亮领导的北伐。可见，这种化敌为友、化不安定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攻心”战略，在诸葛亮的手中被运用得是何等纯熟！而赵藩对诸葛亮用兵特点的把握也可谓深得其要领。 下联言诸葛亮的“治蜀”，而其特点是“审势”，即对形势的准确把握。经验证明，只有对形势的特点有了准确的判断之后，才能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否则，不明形势随意施政，则政策无论“宽”或“严”，都是注定要失误的。赵藩认为，在“审势”以“治蜀”方面，诸葛亮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事实正是如此。当刘备集团入蜀之初，法正就曾劝诸葛亮要学习“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缓刑驰禁，以慰其望”，即应先施恩惠，放宽刑罚，以收人心。但诸葛亮通过对蜀地形势的深入分析，却得出了与法正相反的结论。他在著名的《答法正书》中指出，刘备入蜀与当年高祖入咸阳所面临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秦朝政苛，高祖法宽，故能顺应人民的意愿，从而促进国家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蜀中的统治者刘璋原本就暗弱，以致形成了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中豪强专权自恣的散慢局面，如再对他们一味施行恩惠，只会纵容姑息，促使其气焰愈来愈烈，不晓得什么是君臣之道了。对此，只能“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这样才能使人们感到恩惠之不易、禄位之可贵，从而令上下有节，人人守法，以达到社会安定、国家大治之目的。因此，诸葛亮对蜀中反叛势力的镇压毫不手软，对一些违纪官员的处理也十分果断。而蜀国经过诸葛亮这样一番严刑峻法治理之后，不但没有发生动乱，反而出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语）的社会景象。而对诸葛亮本人，也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大约岑春煊的治蜀不看当时形势，只知一味模仿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以至弄得民怨沸腾，社会不宁，故而赵藩才有“后来治蜀要深思”之句。之后，岑春煊虽然暗中采纳了赵藩的这一建议，但却对赵藩进行打击，将赵藩由掌管全省盐茶财政的盐茶道而贬为边远地区的永宁道。 还要指出的是，赵藩的上下两联虽各有侧重，但又是互相联系、辩证统一的。用兵固然要“攻心”，而理政岂可不知人心？施政要“审势”，用兵更要深明形势，把握时机。诸葛亮在通常情况下也都是将“审势”与“攻心”两者结合起来使用的，他的“择主”，他的“隆中对”以及他对“赤壁之战”形势的分析和一系列运作，便是明显的例证。汉末诸侯纷争，群英并起，应该说其时可供知识分子选择的“老板”是很多的，但诸葛亮却选中了当时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为什么呢？因为他通过对全局的综合分析和深入思考（即所谓“审势”），已经预计到了天下将要“三分”，而自己只有加入到刘备集团，先促其“三分”格局的形成，然后再伺机统一中国，以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这是其一；其二，刘备其人素以“仁厚”著称，且是帝室之胄，较之曹操、孙权无疑更得人心。于是，诸葛亮在对刘备进行了多次考验（即所谓“三顾”）并发表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即所谓《隆中对》）之后，遂出山相助刘备了。可以说，诸葛亮的“择主”本身就已考虑到了形势的特点与人心的向背这两方面的因素，而《隆中对》更堪称是对这两者的科学总结与远景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