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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之目的------罗素 在考虑如何施教之前，最好还是先弄清楚我们想获得什么样的结果。阿诺德博士 (Dr. Arnold) 想得到“谦恭的心灵”（ humbleness of mind ），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高尚者”并不具备的品质。尼采理想中的人物恰与基督徒的理想人物相左。当基督徒享受爱情的欢娱时，康德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康德认为，以爱情为动机的行为绝不是真正的美德。即使有些人赞赏良好的品行，但他们却对这些品行的重要性评价不一。有些人看重的是勇气，有些人强调的是学问，有些人侧重于善良，也有些人主张正直。像布鲁图 (Brutus) 那样的人，会把为国尽忠放在首位，而把承担家庭责任置于其次的地位，但像孔夫子那样的人，则会把“齐家”放在“治国”之前。所有这些差异将导致不同的教育。在我们评价什么是最好的教育之前，必须先对于我们期望造就什么样的人才有一个大略的概念。 为人师者如果造就的是与其初衷相左的产物，那么他当然就是个愚蠢的先生。尤拉 ? 赫伯 (Uriah Heep) 是查里特学院培养的谦卑之士；这所学院产生的作用往往同它的初衷大相径庭。但是从总体来说，那些教育有方的人通常都能取得成功。例如中国的儒生，当代的日本人，耶稣会成员，阿诺德博士，以及美国公立学校执掌教规的人们。所有这些人物尽管施教的方式各自不同，但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都能达到各自的目的。也许我们应当先花些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些各不相同的教育体系，然后再来确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就某些方面而言，传统的中国教育很像鼎盛时期的雅典教育。雅典的孩子们必须用心通背荷马 (Homer) 的著作，而中国的孩子们也必须一丝不苟地研习孔夫子的经书。雅典的先生教育孩子必须懂得尊敬众神，但是，尽管尊敬众神的做法构成了世俗间的繁文缛节，但是这并不会对自由的思想和心灵的怀疑产生任何障碍。同样，中国人所受的教育要他们遵循祖先崇尚的某些礼仪，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必须相信这套礼仪所包含的各种信条。 有文化的成年人应当掌握无拘无束、精致入微的怀疑论思想，也就是说：任何事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企图获得某种确定无疑的结论，则是琐碎粗俗之举。人们应当在餐桌上轻松地讨论各种见解，但是绝不应该用武力去维护某种观念。 伽利略称柏拉图为“高贵的雅典绅士，能极为平静地生活在理想国之中”。在中国的圣贤之士身上，我们同样能够发现这种“理想国中的平静”，而这种平静，一般来说却是基督教文明中的绅士们所不具备的品质，只有当歌德 (Goethe) 这样的西 方君子深得希腊古典文化的精髓之后，才会成为例外。雅典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希望享受生活乐趣，并且，他们关于生活乐趣的概念都是起源于精妙的审美意识。 然而，中西两种文明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别。从广义上说，这种差别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希腊人精悍 (energy) ，中国人懒散。希腊人致力于艺术、科学，以及相互仇杀；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们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政治与爱国主义为希腊人提供了宣泄清力的途径：一个政治家如果被人撵下台，他就将带领一队由流放者组成的人马，去攻打他自己家乡的城堡。而当一个中国官员下野之后，他却会重返山林，陶醉于田园生活，吟诗作赋。因此，希腊文明只能被自身所摧毁；而中国文明却只会被外部力量所毁灭。但是，这一差别似乎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的作用，因为在日本，除了京都的绅士圈子，儒教从未产生过消极的怀疑论文化，而正是这种怀疑论却塑造了中国儒生的性格特征。 中国的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进取精神和科学。也许怀疑论期望的正是中国式的教育。激进的观念或是产生进取心，或是产生灾难，但它不会产生稳定。科学在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时，它拥有的是科学的自信心。而在怀疑论的文化氛围中，是很难广泛培植科学的自信心的。当代的科学发明造就了一个好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个民族若要得以生存，就必须具有勇气（ energy ）。然而，没有科学就不会产生民主。中国文化只限于一小部分文人圈内，而希腊文化却是建立在奴隶之上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已不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并且遭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唾弃。同样， 18 世纪的绅士在某些方面同中国儒生有着相似之处。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已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了。 当代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它表明，在西方列强中存在一种趋势，即教育的最高目标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强盛。日本式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向人们灌输激进的情绪，从而为国家培养尽忠的公民；并且通过运用他们学到的知识，使教育为国家服务。日本的教育方法使上述双重目标均得以实现。因此，我极为赞赏他们的教育技巧。自从佩里舰长率领的舰队远征日本列岛以来，日本人就一直处于非常艰难的局面，他们很难进行自我保护；而现在，他们在自我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功，说明他们采取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除非我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