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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刑适用的反思与完善 　　罚金，是指由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罚金刑属于附加刑，它既可以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我国现行刑法典总则第三章第六节对判处罚金数额的依据、缴纳方式作了原则性规定，在分则中，设置罚金刑条文的共有148条。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对罚金刑的适用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使罚金刑日益完善。与1979年刑法相比，现行刑法对罚金的具体规定，无论在适用范围、数额确定等方面，都有很大改进，并增强了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犯罪的作用。但现行的罚金制度依然不能满足现代司法实践的需要，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应有的优势功能未得到充分的发挥。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罚金制度： 　　1、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现行刑法规定罚金主要适用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而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贪污贿赂罪中罚金刑的条文设置较少，危害国家安全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则没有设置罚金刑，且绝大多数都适用于故意犯罪，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相对狭窄。这种规定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完善的需要和财产权的保障，不能有效地遏制贪利型犯罪的发生。综观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除了对单位犯罪规定罚金刑和少数几个罪名规定没收财产外，没有一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罚金，一般的人犯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类的犯罪都要处以罚金，而国家工作人员仅仅因为其是“国家人”盗窃、骗取公共财物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这与依法治国的方略可谓背道而驰。贪污贿赂罪的行为人主观上都具有贪利的目的，对这类贪利型犯罪的刑罚，就应当“使刑罚的性质与犯罪的性质具有对应性，既具有想得到的是财产，失去的便是财产的等价性，又具有想利用财产再犯罪、便无法再利用财产犯罪的相应性，从而配合配刑的等价性与适度性的同一性规定”，在对其处以自由刑或生命刑的同时，科以罚金刑，没收其财产，处以罚金。通过与之有对应性的刑罚，既可对尚未犯罪者抑制其贪利的欲望，预防犯罪，又可使已犯罪的人给予欲得反亏的惩罚。这种有没收财产而没有罚金刑的规定，导致二者水火不相容，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不利于准确有力地打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没有体现对犯罪分子人身和经济制裁两种手段综合应用的效应，对各种刑罚的具体适用和社会功效产生了负面影响。若不对犯罪分子实施经济上的严厉制裁，便不能有效地打击其贪利动机；而不能抑制其犯罪动机，就很难达到遏制贪利型职务犯罪上升的目的。因此，应对所有以贪利为动机的犯罪规定罚金刑，此外，应对一部分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危害结果相对较轻的过失犯罪规定可单处罚金，对犯罪情节较轻、罪质较轻、社会危害性小的非财产故意犯罪可规定选科罚金。 　　2、明确规定罚金的数额标准。 　　我国刑法规定罚金的数额确定有三种方式：无限额罚金制、限额罚金制、倍比罚金制，在《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中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由此可知，我国刑法对罚金的数额只有最低限额的规定，而无最高限额的规定，而且无限额罚金制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定刑，这有可能导致某些地方的司法机关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判处过高的罚金，不能很好地对量刑起到规范作用，不利于法制的统一，为真正做到罪行法定，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避免罚金数额的倚轻倚重和犯罪情节相同的案件罚金数额相差悬殊的现象的发生，应规定罚金的上限和下限，采用相对确定的罚金制；若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等类似可以用数量衡量的，最好采用倍比罚金制的方式。 　　3、完善判处罚金的依据。 　　刑法规定，罚金的数额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但问题是如何查实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如何知晓犯罪分子的经济情况，特别是在沿海等发达地区，外来人员侵犯财产类犯罪的比较多，审判法官如何知道其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有些罪犯即使经济允许有能力缴纳罚金但为了免受财产“损失”也会说自己没钱，而且，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和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官在审案过程中越来越中立，其不可能去调查核实被告人的经济情况。因此若要在实践中便于操作，侦查机关应该调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要么要求其原工作单位出具收入证明，要么请求其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出具财产状况证明，并随卷附送证明其经济能力的材料，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 　　4、健全罚金执行方式。 　　我国刑法规定罚金缴纳的方式有：一次缴纳、分期缴纳、强制缴纳、随时追缴及减免缴纳。但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如下问题：法律规定缴纳罚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