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亡时官、民.docVIP

人面何处？ ——明亡时的官、兵与民 李杜韩2006 王夫像及其所著《宋论》 王夫之晚年完成的两部著作《读通鉴论》与《宋论》，堪称中国两千年国史研究中的颠 峰之作，价值之巨，非纯粹学术可比。他与黄宗羲、顾炎武一道，成为反思、总结明朝覆 亡的经验教训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但是，这三人有些言论，于今天看来，属于十足的汉奸 言论。在《宋论》中他竟然说出：“战国之士气张，而来赢政之坑；东汉之士气竞，而致奄 人之害；南宋之士气嚣，而招蒙古之辱”这样的话来（《宋论》卷14，中华书局，1998 年） 黄宗羲在明亡后曾经组织义军进行抗清活动，但在总结自己行迹时，也另一番的自我表白： “丧乱之中，余滨于十死，雨垓不以为非是，然余自以为迷轮乱辙，每劝雨垓入山自放??” （《某官雨垓时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 册）。顾炎武在清廷统治已成定局时，也劝 - 13 - 他的挚友归庄：“抑贤智之过，以就中庸”（归庄《与顾宁人》，《归庄集》卷5）。显然，我 们不能相信他们是汉奸，而他们经过战火浴后的深思熟虑，对时局有了新的评估，对中国 政治与人性现状有了更客观的感受，敢于把理论与现实中的困惑、新思道出来。他们的总 结反思，亦与同时的不少人有某些相通处，引起了时人与后人的共鸣。 一、 “义军”与“民” 与王、黄等同时代的张煌言在举义反清时就对同道共志者说：“新莽僣号，河北群盗， 皆以兴复汉室为名；今日山中义师，大率类此，故足下得以折简招之。不孝本来面目何来？ 亦欲以此术相笼络矣”（《复田提督雄张镇杰王道尔禄书》，《张苍水集》第1 编），其见甚明。 黄宗羲直记其义军的来源，是“陆寇”、“水寇”，他们是“桀骜不听节制，白昼杀人市中， 悬其肠于官府之门，莫敢向问”（《全集》第二册）“时乡壮皆民间无赖子弟，闻义旗起，皆 相率团聚，以图富贵。乡村坊落，凡有富名，辄借名索饷，恣啖酒食”（同上书，卷9）。陈 确则说当时的义军，其过处，“民寨”称“大明兵”者“皆贼耳！”钱澄之在《与开少御史 书》中说：招募的义军“所至焚掠，鸡犬俱尽，赣人畏其来甚于虏。昨一哄而毁曾给谏之 宅，以其主召募之议也”（《藏山阁文存》卷2），直把大明义军说成比清兵还不如！左良玉 是著名的抗清英雄，但在吴应箕笔下，他领导的义军是兽行满盈：“故左良玉渡江之后，江 南已无完邑；自高杰渡河之后，河南北卒无遗民”“义军”之为患，有甚于“贼”与“虏” 者（《客问.原用兵》，《楼山堂集》卷19）。 义军如此不堪恃，无它，乌合之众是也。有人说人多成气。王夫之说，不错，“所谓士 气，合众之气以为气”，但是这“气”是合道义的、能长久的？非也。“岂有合众气以为气 而得其理者哉？”，因为众人之势与气的背后，藏着的是各取所需、各有心事、各有打算， 众人中的个体，绝大部分是怯懦的、不知义与道的，要不然，根本不需要人气。所谓成大 事所需的这股气如以道义规绳之的话，不旦效果不理想，而且“气势”马上就消退、消堕 了，这是短期的功利目的，气之相聚有乌合的成分，无法纯正，因而就无法与恒道相比，“乃 忧其独之不足以胜，贷于众以袭义而矜其群，是先绥也”。王氏非常准确地道出正气、忠义 气，不能由众人发出，只能是“用独”的结果，这是伟大智者的匠心之思。这种矛盾，具 体发诸现实，就是个别具有正义正气的领袖与乌合的众人之间不可避免出现道与术的不和、 不谋，而难于弥补。有人不服，想弥合分裂，黄宗羲记冯京第在山寨中“尚欲以朝典绳其 乌合”，明士大夫的“庄严”“崇高”“严于法度”于此一见，不过因为迂腐而以“滑稽”收 场。不要说这些山寨义军，就是南明朝政权也是乌合相。《明季南略》（卷11）就记永明朝 上朝的状况是：“文武错佩，大小倒置，满朝皆无等威。攘臂脱肩，牛襟马裾，新创朝廷遂 城墟市??”，而更有无颜面者，永历王竟然被李自成的部属郝摇旗所劫虏，“裸体置城外” （见黄宗羲的《行朝录》卷5），钱澄之在《又寄留守书》中说：“国事至此，无可复言，传 之异时，徒资笑柄。”（《藏山阁文存》卷2）。反清复明的种种义举，成为泡影，这是个很重 要的原因。 明人好说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到岳飞的事，认为岳飞那支军队不足恃，“岳 侯恃两河忠义以伐金，使无金牌之撤，亦莫保其不与俱溃也”。这番议论，可谓于古人中独 步，极为透彻！王氏对义军状况的刻划，其一番议论甚为精到： “义军之兴也，痛故国之沦亡，悲衣冠之灭裂，念生民之涂炭，恻怛发中而不惜九族 - 14 - 之肝脑者，数人而已。有闻义之名，而羡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几幸其得者焉。其 次，则有好动之民，喜于有事，而甚卓（两字左边皆有“足”旁）以兴者焉。其次，则有 徼幸掠获，而乘之以规利者焉。又其次，则有弱不能自主，为众所迫，不能自己者焉。又 其次，则佃客厮养，听命于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万，而实不得半也。即其实有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