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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现代依法行医与医德评判的新体系 黎明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增多的医德问题，如器官移植、人工流产、绝育、人体试验、死亡标准和安乐死等等。医德不仅是医者、医务界的事，已涉及到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尤其是生命伦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涉及到医德责任的重大课题上，使人们感到颇为棘手。医疗事故的频繁发生，不仅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身心损害，而且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如何处理因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纠纷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医疗纠纷发生后，还有许多病人及其家属采取一些较为冲动或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致使纠纷不断恶化。以上情况得以发生，除了医患各方主观原因以外，还存在医疗纠纷处理路径不畅的制度缺陷。近年来，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患者取证难、举证责任重等问题已经初步得以解决，但尚有医疗纠纷诉讼前置程序、医疗鉴定与法医鉴定的争议以及损害赔偿如何适用法律等难点，如：医疗鉴定与法医鉴定之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据统计，北京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案例在2000年有明显增加，经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的案例达71例，而1997年仅为27例。广东省卫生厅1995年接到的医疗纠纷投诉为36宗，年1-6月就有126宗；广州市卫生局接到的医疗纠纷投诉1995年为40宗，1998年为116宗。一些影响严重的医疗事故不断被爆光，引起了社会对医疗事故问题的普遍关注。应该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病人及家属希望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同情。众所周知，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方面，由于我国由卫生行政机关起草的有关法规主要是从保护医疗单位利益出发的，缺少对病人权利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因此病患方往往处于一种相当不利的地位。更由于病人及家属对一些医疗事故鉴定公正性的怀疑或失望，以致他们不得不求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医疗纠纷发生后，还有许多病人及其家属采取一些较为冲动或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致使纠纷不断恶化。北京的医生被打，湖北的医生被杀，重庆的医院被炸等等。以上情况得以发生，除了医患各方主观原因以外，还存在医疗纠纷处理路径不畅的制度缺陷。近年来，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患者取证难、举证责任重等问题已经初步得以解决，但尚有医疗纠纷诉讼前置程序、医疗鉴定与法医鉴定的争议以及损害赔偿如何适用法律等难点，如：医疗鉴定与法医鉴定之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找医生看病称作求医，一个“求”字，就深刻地反映出病人的地赟位。如今，这种陈旧观念已被现代医学所摈弃，医患关系的理想模式已从过去的主动——被动型，引导——合作型过渡到现代所倡导的相互参与型。在这种模式里，医患双方有着大致相同的主动性和权利，他们相互依存、共同参与医疗的决定和实施。然而，目前立法规范的缺位导致这种模式的调节失灵，也致使无法对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加以遏制，此时，以平等为精髓的医疗合同立法亟待由我们提上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质量得到很大提高，但当前仍存在众多影响医疗质量的因素，对卫生行政部门职能转变对医疗机构促进管理，推动改革对医疗市场促进有序竞争对社会提供了多元化服务对患者知情选择权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包括政策制度导向，形成合理、完善的医院补偿机制，控制药品收入不合理的增长，建立以质量为中心的奖金分配制度，也将对医疗质量产生明显导向作用。当前，改革还应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医学发展带来的卫生工作实质内容和医学服务模式的变革。 我国目前进行的改革，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相应地，医德观念也正在发生着嬗变。对这些全新的医德观念的评判，也只能从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中才能找到客观的依据。 一是医学模式与医德评判。在不同医学模式的指引下，医德的内容是不同的。生物医学模式只要求医务人员以物理学、化学分析的手段，来研究人体的运动和疾病的本质，并用药品或手术来治疗疾病。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不同。它将医务人员与病人在生理治疗过程中的道德关系扩大到医生对病人的心理治疗。因而对医学道德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如：不能只单纯重视病人的疾病，还应考虑病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不能只重视药物或手术的作用，还应注意医学心理学和心理疾病的诊治；不能单纯依赖医疗技术提高医疗质量，必须同时提高道德责任感等。 二是市场经济与医德评判。在继承和发扬优良医德传统的同时，积极地创立和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德规范、医德标准是医德评判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意味着许多传统的医德观要重新加以检验和选择，其中包括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习惯了的医德模式被一些新的医德模式所取代，确立更全面的医德规范体系。在医患关系层面上，医德规范主要包括：（1）以病人为中心。实施全方位优质医疗服务；（2）视病人如亲人，竭尽全力救治病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