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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性靈說」分析 國立中山大學 碩二 馮玉婷 一、「性靈」說之詩學淵源 有清一代，學術風氣趨於匯整前說，清詩論亦見此特色；但因個人性格與偏好不同，對前人說法理解亦有出入，即使力求圓融，不免仍有輕重之分，遂可別為「神韻」、「格調」、「性靈」、「肌理」四家。「神韻」說為王士禎（1634-1711）所倡，「格調」說由沈德潛（1673-1769）提出，「性靈」說為袁枚（1716-1798）力主，「肌理」說乃翁方綱（1733-1818）建立；四家各領風騷，其中「神韻」與「性靈」二說較為接近。 袁枚雖言：「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主要論調實與漁洋皆變化自司空圖（837-908）、嚴羽（約1200前後在世）、袁宏道（1568-1610）；諸人主張雖有小異，若著眼率皆重視言外之意、真情至性、興趣韻味等共通性，則不妨視為講求藝術美感之一脈相承者。袁枚性格放任跌宕、不喜拘束，天才特出兼有自成家數之志，是以不喜歸附；儘管今人細究其說可發現士禎、宏道蹤跡，袁枚卻未嘗自言踵繼二人。然欲廓清袁氏詩論內容，實不能忽視二人可能之影響，故謹撮述袁宏道、王士禎主張於下，以窺袁枚「性靈」說之詩學淵源。 （一）袁宏道「貴真」主張 李贄（1567-1602）《童心說》倡「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 童心即真心，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其說為公安三袁所繼承；公安派基本主張重視個性與自然，袁宏道為代表人物。袁氏貴「真」，以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化，一人有一人之情感，唯「變」方能存「真」，二者相輔相成而後有韻趣。此即所謂： 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 袁宏道主「變」，反對七子模仿之說，理由有二：一為時移事變，復古派強欲學古人，但得言語之跡而不悟精髓，猶如處嚴冬而襲夏葛；二為文學歷史發展遇窮則變，當體制風格無法與內容情感相互配合，文學形式自然產生變化。 又其所謂「趣」，乃指天生自然之個性所流露的喜悅風味，非從學問來亦非對自然的觀照之樂，「無心」反能得韻趣。 宏道以創作為各抒性靈之表現，所以文學作品能呈顯百千姿態；「真」為作品優劣之標準，但求出於自己胸臆而不問雅俗，故不諱言民歌、戲曲及小說之價值。 公安三袁承自李贄，袁枚詩論近於公安；然袁枚不僅責李贄為夭魅盜賊，且不滿於宏道。云： 吾家中郎，治行可觀；若論其文章，根柢淺薄，龐雜異端。蒙公舉以相擬，得無有彼哉彼哉之嘆呼？ 宏道非不學者亦不完全否定學問對創作的助益，他特別重視性靈真心，目的是破偽，此乃針對文壇時俗陋弊而下之藥方。李贄認為讀書義理若成童心之障，則學問為假人淵藪，宏道承襲李贄說法並力矯時俗流弊；公安末流趨於俚僻，豈可皆諉為宏道之過？袁枚「性靈」說可謂中國詩論主性靈者之集大成，於昔時偏頗處多所修正，重視作品為作者情感真誠表現則無異前人，然袁氏對前朝主張性靈一派者，似未給予公允評價。 （二）王士禎「神韻」說 宋代詩學，前後七子宗尚復古取法盛唐，公安力倡創新標舉性靈；二派流弊，前者膚熟，後者俚僻。竟陵為矯二者之失，主張於古人詩中求其精神，然強欲見性靈，不免走入偏路。清初詩人學宋詩平淡欲救竟陵之詭峭，卻又染宋詩好發議論、平直板滯之習；王士禎遂以「神韻」說救弊補偏，天下俊士翕然從之。 士禎承司空圖「味外之旨」及嚴羽「興趣」說餘緒， 主張詩能傳達言外之意者為佳。所謂「言外之意」指於作品中有所興發感觸，超乎表象文字所指陳者，亦即意象（imagery）所引致的情感與知覺之混合物，可構成作品的意境。士禎論詩標舉「神韻」，詩家多以「風神韻致」解釋「神韻」二字，而風神韻致本用於人物之品評；觀漁洋所重在「意」，可知「風神韻致」於其詩論所指涉不僅止於作者個人實際風采神情，更是藝術家感受世界與表現情感的獨特方式。 作者情感為作品內在精神，文字修辭為外在形式，士禎對此亦有所留意， 故「神韻」說討論問題包含兩方面：一為作品整體意境； 二為語言文字風格。士禎嘗言：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 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沖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 又多稱譽王、孟、柳、韋之作， 故知「神韻」說審美觀念核心：意境需尚空寂超逸，語言風格則以沖澹清遠為佳。雖因朦朧之美不易以文字具體指陳，遂有譏「神韻」說蹈空欺人者，但「神韻」說本就詩之美學性質作發揮，空寂與清遠皆屬美感經驗，並不關涉「蹈空欺人」。 梁章鉅《退庵隨筆》云： 王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真」字。 「神韻」說針對清初學宋詩流於平直淺露之弊端而起，重在言有盡而意無窮，清遠超逸遂成最高審美標準。一家之言本難於含括所有層面，士禎對症下藥，故不特別標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