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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均收入翻番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如果没有1998 年住房分配制度改革，谁也不相信有今日的房地产业； 如果不是1990 年国家白酒价格管制放开，谁也想不到有今日的贵州茅台； 如果不是1990 年时任朱总理?拍板上交所，谁也想不到有今日的多层次金融市场。 你可以认为这些不期而至的改革是推动各行业发展的方向盘和原动力，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各领域改革，却遵循同一政策导向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支撑： 基于国际分工中自然资源和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国基本工业和需求实现了荒草般的野蛮生长。 而十八大报告提出?人均收入翻番，这一更加着眼?公平的发展目标，对未来的产业布局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此前?比较优势的主流理论走到尽头，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非总量的经济目标，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的?拐点已至，支撑新的战略路径的主流经济理论之争开始，于明年十月三中全会召开后可能会有初步意向； 而一个国家是根据战略路径以及背后的理论支撑来确立主导产业和其他行业取舍的。在中国特色下成功实现人均购买力倍增，需要触动能源、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割裂市场的地方利益，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全方面改革，其突破口可能先开在利益累积不深、分歧相对较小、改革潜力又较大的行业。 如果将中国比作一家企业，那么前三十年的粗放增长已经完成了血腥的原始积累，接下来需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化、秩序化的升级发展。 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是有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的，即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理论源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它指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这即为优势。 基于此，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成功地利用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 当年与此争锋相对的是杨小凯教授的后发劣势： 人们不能只是单纯满足于技术摹仿而忽略制度建设；否则，短期的快速增长会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埋下祸根。 实际上两者观点的分歧就在于，经济与政治制度建设的先与后，深与浅，以及产业发展秩序的规范问题。显然从当时的国情看，后发优势更加符合猫论。在后发优势战略下，那些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的可能性高，民间投资的企业踊跃，而且分工细致，新的相关或者支持性企业不断出现。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的江苏、浙江、广东、深圳等地所出现的产业集群都属于成本优势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 然而正如经济增长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产业发展也是如此，当人口红利现?拐点，要素价格上涨呈不可逆转的趋势时，中国的后发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行业对此的普遍依赖性，甚至说已成后发劣势。 而民营资本进入这类低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同时，国有制企业垄断了国内市场，且体制内人均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这使得社会贫富差距逐步走向极端化：呈现必需消费品供给过剩，与奢侈品供不应求的畸形现象。 十八大这种关于党的大会，首次以结构替代总量、公正替代效率、将人均收入翻番作为经济目标，是对此前经济战略路径的就此告别与划断。面对当前的产业格局，如何提高生产率，是非改革所不能触动的。 从根本上，不会是依靠货币超发?老路带来的货币收入增倍，更不可能是人为压低人力和自然资源价格的相对收入倍增，而是由提高生产率四要素中（人力、自然资源、设备、技术进步）的技术创新?新路，带来总量和人均的双赢。而这依赖于改革的推进，以及产业改革的破题。 而为何实际收入倍增，非产业改革所不能触动？ 本质上，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让?蛋糕更多依靠提高生产率而非剥削?做大，是一种双赢。 从执政角度，政府更愿意将硬性减税作为辅助措施。在日本和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增长计划中，政府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投资： 一方面加大周期长、回报低的公共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硬性减税、让利于民，意味着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收入减少、现金回流缓慢——这需要一个较为?克制的政府。 而借鉴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发现，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倍以上、大量技术创新基础上实现人均收入倍增，不会带来短中期通货膨胀，和恶化的劳资关系，它也近乎成为全国上下为实现?高福利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更容易获得广泛的共识。 但面对目前国内的产业格局，生产率的提高举步维艰。 在我看来，钢铁、水泥行业深陷产能过剩与需求萎靡的泥潭，光伏业濒临绝境，风能未实现并网、产能严重过剩，这三个?点上的问题，折射出中国经济新周期起点仍蛰伏的残酷现实，而这一现实是近年来A 股市场震荡下行的根本原因。 曼昆曾说，增长问题并没有新东西，只不过是为古老的问题穿上一件新衣。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即生产率，以及决定生产率的物质资本（设备、建筑物）、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这四要素。 为了使问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