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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管理面临的8大命题 二十年之际，我们解读过去是为了预知“早已发生的未来”。 从“农运会”到“奥运会” 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中国市场可以概括为“农运会”时代。改革开放伊始，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兄弟们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中国乡镇企业创下了中国工业半壁江山的辉煌。国有企业则在向过去苏联模式的告别中进行朦胧的探索。“农运会”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名词，如承包制、厂长经理负责制、满负荷工作法、船小好调头等。那时候中国企业在管理上的求知很难说顾及章法和体系，企业在埋头苦干中捡到现代企业管理只言片语的思想和方法，只管边学边用。 香港制造业转移珠三角，为我们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制造管理。胡耀邦同志出访美国之后还忘不了给厂长经理们推荐德鲁克的《有效管理者》等著作。 1992年中国迎来了世界各国的商业巨头。这时世界一流高手陆续会聚中国，一场经济奥运会开始上演。 若论实力，中国企业与外国选手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不过我们利用主场之利，限制了国外选手参加某些比赛，并依据自己的特点设定了不少项目。这时，虽然世界饮料大王可口可乐在很短的时间内横扫中国市场，使中国原来著名的八大可乐销声匿迹。但娃哈哈的非常可乐却硬是靠在农村市场的“太极拳”分得半壁天下，可口可乐也奈何它不得。 八九十年代，看着铺天盖地的进口电器，让人实在想像不出中国电器产业的前途会在哪里。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家电企业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稳稳占据奖牌榜前三。 这段时间，中国企业一手抓营销，把广告、CI、促销、渠道等新思想、新方法一一试遍，与跨国公司展开了贴身肉搏。另一手则是抓体制改革，以试图尽快从体制的束缚中摆脱。 2001年11月，随着世贸大会多哈会场的一声槌响，把中国企业送上了“客场奥运会”的起跑线。当国内市场已经无法再支持企业进一步扩张的时候，国际化成了惟一的选择。 于是悄悄的，就有了海尔在美国设厂、TCL在越南投资、宝钢兼并澳大利亚的铁矿、中石油购买哈萨克斯坦的油田。当然，中国的衣服鞋袜、打火机乃至大蒜都早已悄悄渗入了国际市场的各个角落。反倾销、兼并收购、自主品牌、学习型组织、韦尔奇等成为近来企业家们嘴边最热门的词语。 二十年之际，我们解读过去是为了预知“早已发生的未来”，解决本版提出的八大命题将为我们的企业和管理留出驰骋的空间。 第1大命题500强：中国企业不解之结 每年7月，是《财富》杂志公布当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的日子，也是中国企业老总们心跳加速的时刻。 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出现在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公司。但是在1989年的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评选，企业家们也并不在意，每年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 1995年，《财富》杂志首次将所有产业领域的公司纳入评选范围，有3家中国企业在这一年进入世界500强名单。中国公司第一次将世界500强作为自己的目标也是1995年。张瑞敏第一次提出，海尔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而当年海尔的销售额是世界500强入围标准的1/18。查阅随后几年的报刊，你会发现至少有近50家左右的公司提出了自己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 曾有人这样评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每年一度的世界500强排行榜像工商界的奥运会，吸引着来自东方的炽热目光。渐渐地，‘世界500强’变成了一种图腾，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也许，“集体无意识”的不光是企业，政府部门也乐此不疲地加入这场竞赛。使得世界500强甚至一度成为一项国家经济目标。1997年，原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重点扶植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6家公司，每年向每个公司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6名“种子选手成为冲刺”世界“500强”的国家级先头部队。“中国是惟一把进入500强作为政府方针的国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说过这样的话。 1999年香港财富论坛和2001年上海财富论坛上，中国企业的500强情结达到顶峰。 然而，亚洲金融风暴的到来使依赖政府组建的超大型企业纷纷落马，冷静、谨慎的和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们开始反思、批判这种简单狂热、以大为美的目标：企业应该追求以销售额衡量的“大”？还是效率、利润、竞争力代表的“强”？松下幸之助的一句话“500强是什么？不就是一本杂志的排名吗？”被很多人回忆起来了。专家们理性地站出来，告诉媒体和公众，这个排名其实是“500大”而不是“500强”，进入排名不代表企业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等等。逐渐，“500强”高烧开始降温。 冷静之余，出现在《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2004年中国内地企业上榜数量破天荒地达到14家，其中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上海汽车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