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荣：《群言》--学研究需要开创精神——访著名桥梁结构力学家李国豪教授.docVIP

科学研究需要开创精神 ——访著名桥梁结构力学家李国豪教授 方荣 李国豪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桥梁结构力学家、土木工程学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他曾担任同济大学校长、上海市科技协会主席、上海市政协主席。他毕生致力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中国几代土木工程科学技术人才。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他崇尚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谨科学的态度，并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他以刻苦坚毅和富于创造性的精神解决了结构理论中的很多难题。在学术上的最突出成就是对大跨桥梁结构中的空间和非线性分析方法以及稳定和振动问题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从而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受《群言》杂志编辑部的嘱托，我前往他的寓所拜望了这位德高望重的知名科学家。年逾八旬的李老是个大忙人，我不便过多地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谈话很快就转入了正题。他把自己坐的沙发移近了我，使我这个晚辈对学界泰斗原有的拘束感顿时消失了。谈话显得更加亲切和热烈。 方:李校长,大家都很关心您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李:近几年来我国桥梁建设的形势非常之好，可以说是历史上罕有的繁荣时期，这就使我作为一个桥梁结构力学工作者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上海的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江阴长江大桥、广州虎门大桥、汕头的海湾大桥我都参加了专家顾问组，并主持工作。最近汕头又在建第二座海湾大桥，所以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这几年来接连不断。 方:李校长,您一生中的两个最艰苦的时期却是您最为发奋、作出卓越贡献的时期,请您谈谈这两段时期的经历好吗？ 李:回顾一生,我出成果一个是在留学德国时期。1938年到1945年共7年,主要是前5年。当时我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进修，由于我大学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德国校方破例批准我直接考博士学位，跟随钢结构克雷帕尔学派开创人克雷帕尔教授做学问。当时工程实践也比较多,我也没有什么可分散精力,所以能全力以赴,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科学研究上了。1939年春,汉堡要修建一座主跨80米的公路铁路两用悬索桥,我就结合这座桥的实践开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在做模型和试验的同时，进行理论探索和演算，通过研究悬索桥加劲梁变位理论(二阶理论)的弹性弯曲微分方程，悟出悬索桥的受力相当于一个受竖荷载的梁同时受一个轴向拉力的道理，由此演引出从概念到方法都十分新颖的《悬索桥按二阶理论实用计算方法》博士论文，并用模型试验加以验证。不到一年功夫，我也由此得到工学博士学位，并得到了“悬索桥李”的名声，当时我才26岁。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我没法回国。我于1940年初担任克雷帕尔教研室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944年9月大学校舍被炸。在这一时期，我除了从事钢结构焊接问题的研究外，主要负责研究工程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桥梁结构方面的新问题和老难题，从中对悬索桥、桁梁桥和结构稳定的分析都作出了有创造性的研究，发表了近10篇重要论文。这个时期，由于年纪轻，精力充沛，思想非常活跃，加上工程实践多，出的成果也比较多。1942年我以《刚构分析的几何方法》的论文成为第一个获得德国“特许任教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1946年回国以后，我满怀激情想参加桥梁工程建设，但那个时代我能干什么？于是又回到同济大学去教书，生活一直不安定。解放以后,我担任了同济大学教务长，以后又是副校长，学校行政工作比较多，加上运动太多，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成果，但不多。 我第二个出成果时期倒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时候我有时间了，我被关在隔离室里有两年多。 1968年的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的消息，作为南京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当然很高兴，但也使我想起当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时出现的晃动现象。由于对晃动的原因一直没有科学的解释,后来影响到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在逼供、批斗的间隙，我在隔离室里开始做艰难的研究工作。当时两手空空，能够利用的只有报纸的边角和夹缝，好在我的记忆力还不错,我把脑子里储存的知识运用出来，参考过去的成功经验，加上创造思维，我把桁梁桥这种空间离散体系化为连续体模型，建立弹性弯曲和扭转的微分方程组去求解。经过近一年偷偷的推导和计算,取得了理论分析的初步成功。 隔离室生活结束后，除了写检查、监督劳动之外，没人来管我做什么事情了。我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武汉长江大桥的振动问题和南京长江大桥的稳定问题上了。我在家里做桁梁桥模型和扭转试验,并继续完善理论分析计算。1973年我写成了专著《桁梁扭转理论——桁梁桥的扭转、稳定和振动》。与此同时，我得知交通部要修订公路桥的计算规范，我就着手公路桥荷载横向分布的研究,进行理论分析，做模型试验，并将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公路桥梁荷载横向分布计算》，受到广泛欢迎。后来我又将用于梁式桥的方法推广于研究拱桥和曲线桥的荷载横向分布，取得了成功。这样，就建立起一个基于同一原理和力学模式、适用于各种公路桥梁荷载横向分布计算的统一方法。此外，我还研究拱桥和斜拉桥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