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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负担、生产：农业政策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 ——以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为个案 韩振国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结构重组，中农贫农成为主要的阶级。在这一结构性变动中，减租减息政策、公粮政策和发展生产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减租减息使地主经济受损，出卖土地；公粮政策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经济进一步收缩；发展生产政策中地主富农不敢发展，而农民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利益，买入土地，增收致富。随着地主富农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其政治地位普遍下降，他们能留在统一战线内部，是抗战时局的发展、根据地形势及他们身边生活环境变化的结果，并不单纯是减租减息政策本身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减租减息 公粮负担 阶级关系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了广泛的根据地。土地问题是根据地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以往研究把这一问题集中在减租减息政策上，从政策形成、变迁、作用、农民心态等多角度考察。但是，孤立的从减租减息政策看根据地的阶级关系变化并不全面。就晋西北根据地而言，单纯减租减息并不必然导致土地关系的变化，进而影响阶级关系变化。 晋西北根据地阶级结构的变化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剥削关系的变化，农民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加速，阶级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1944年晋西北五村调查，晋西事变前，土地的56%，即一半以上，被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而地主富农的人口，只占全人口20%。到1944年，这种情势发生了极大改变。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共占人口82%，所占土地已是73%，这说明全部土地的30%，由地主那里，转移到农民和工人手里。[1](P116)另据1945年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1](P68)抗战后恰恰相反，根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1946的调查，地主富农由于减租减息而转出的土地分别占其总转出地的41.9%和32.5%。公粮负担上所占比例也很高，都超过了1/3。中农由于负担转出的占其转出总量的29%，这是由于公粮征收中的部分缺点造成的。贫农基本没有因减租或公粮而转出土地的，他们转出土地最大项是“家务需要”，但六年中是逐年下降的，到1945年只有12%，[2](P57)这说明他们整个经济是逐年上升的。贫农转出土地次多项是“倒换土地”，即是卖出坏地买入好地。而地主富农倒换土地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在当时的政策中不敢也很难发展生产，买入土地。 由以上论述可见，减租减息与公粮负担对根据地各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地主富农来说，减租减息与公粮负担“好像一把钳子的两刃，只有减租而无负担，地主还可以不出卖，顶多也不过吃不上利罢了”，他们可以凭借多年的积蓄继续保持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如果“只有负担而无减租，地主依然可以转嫁负担与农民，可以从农民那里取得偿付”，“所以严格的说，减租和负担政策在这一问题上是分不开的，无法分别究竟哪个为主”。[2](P57)减租减少了收入，负担加重了支出，二者共同作用导致地主财产损失，生活水平下降。相反，中农以下阶层在此过程中由于收入多支出少而有了积蓄，提高了自身地位与生活水平。 3、发展生产与土地关系的变化 战争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到1940年，晋西北的劳动力比战前减少1/3，牛减少3/5，驴骡减少80%-90%，羊减少3/5。[12](P25)如何发展抗日力量，克服经济与财政困难，是各根据地的重大问题。要战胜敌人，必须动员全体民众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普通民众来说，除了直接参战外，对抗战最大的支持就是发展生产，保证人民军队与政权的供给。党和政府也认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其基本重心应放在发展农业，私人生产上面，才能解决政府的巨额预算，保证全体军民的充分粮食及各种生活必须品，如衣服、纸张、油等原料，才能改善生活与粉碎敌人对我经济的封锁破坏，坚持根据地”。[13](290)从1942年起，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成为党与政府的主要工作，农村生活的问题也因此而引起关注，大生产成为抗日战争和农村改革的结合点。[14](P221) 晋西北抗日政权建立后，党和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根据地农业生产的领导，施行了各种发展生产的办法，如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提高劳动效率；发放贷粮贷款，扶植生产；组织妇女纺织，提高副业收入；鼓励种棉，增强自己能力。在政府大力扶植与广大群众的辛勤努力下，根据地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去。晋绥分局关于老区九县二十个村调查参考文献： [1]刘欣.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 [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2]农村土地及阶级变化材料——根据老区九县二十个村调查[B].山西省档案馆,档案编号A213-14-1 [3]理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