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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结构分析 上古汉语定语后置结构分析 C 注意：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A与C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各自独立还是有渊源关系？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二）带标记类 1.带有后置标记“者” 吕叔湘认为古代汉语“者”可用于“把加语移在端语之后的手段”〔1〕。将此类结构从语义上分为“同位等同结构”和“限定结构”两类。 第一类： 同位等同结构。从语义上看，这类结构表达的是等同关系，在句法上应属同位，可以称之为“同位等同结构”。根据“者”字结构中的成分的复杂度，可以分为“名词+谓词性结构+者”（例8～1 1） 和“名词+复杂结构+者”（例12～1 3）两类。如： （8）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左传・昭公二十年》） （9）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荀子・正论》） （10）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史记・刺客列传》） （1 1） 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史记・秦始皇本纪》） （1 2）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史记・刺客列传》） （1 3）求人〔可使报秦者〕。（《史记・廉颇列传》） 第二类： 限定结构。从语义上看，这类结构表达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句法上分析，此类结构应属限定结构。如： （1 4）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吕氏春秋・察今》） （1 5） 王之臣〔有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孟子・梁惠王下》） 这种结构可能是在战国后期兴起的，起初用于某种固定的格式，如： （1 6）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庄子・列御寇》） （17）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8）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战国策・齐策》） （19）门下〔有毛遂者〕，前，自于平原君曰……（《史记・平原君列传》） 新兴的这种结构打破了原有结构的“整体+部分”的语义结构关系，使句法上的同位结构逐步演变为限定结构。 带有标记“之” 春秋时代，产生了带标记“之”的定语后置结构，并且与已有的“者”字结构结合，出现了有标记“者”的“……之……者”结构。到战国时，由于“……之……者”结构的定型使用，又出现了删除标记“者”的“……之……”结构。从语义上分析，有标记“者”的“……之……者”符合“整体+部分”的语义关系，而无标记“者”的“……之……”结构只是修饰关系。 第一类： “名词+之+谓词性结构+者”类 （20）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2 1）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卫灵公》） （2 2）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2 3）鸟兽之害人者消。（《孟子・滕文公下》） （2 4）人之救火死者，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韩非子・内储说上》） 这里“之”后的“者”字结构的语义不是补充说明前面的人或事物，而是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人或事物，所以仍然符合“整体+部分”的要求。 第二类： “名词+之+动词形容词性短语”类。 （2 5）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荀子・劝学》） （2 6）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楚辞・涉江》） “名词+之+谓词性结构+者”类和“名词+之+动词形容词性短语”类存在区别： 语义上，前者具有“整体+部分”的语义关系，后者只有修饰性关系；结构上，前者还存在过渡的“者”，而后者已经不存在表示复指的“者”。 三、结论综合上面的分析，认为： “中心语+定语”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其在语义上遵循“大名+小名”的“整体+部分”的语义表达需要，它是原始汉藏语的一种遗留，可能与上古汉语是话题型语言存在关系。而“定语+中心语”的变化可能是受到“定语+之+中心语”结构的影响。 （一）“中心语+定语”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 1.理由一： 最优处理原则 上古汉语中存在“定语+中心语”和“中心语+定语”两种语序。这两种语序早在甲骨文中就存在，如： （27）a.羌十人用。（乙，212 4） b.用六羌。（前 3.2 3. 5） “羌十人”和“六羌”这两种语序中，一定有一个是变异的语序。由于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定语+中心语”语序，如果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也是“定语+中心语”的话，就说明这种语序从古到今一直没有变化，即“定语+中心语”语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