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必然性汇总.docVIP

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必然性 摘? 要：北宋帝国在国家设计上的保守性和反动性是其积贫积弱的总根源。由于北宋政权固有矛盾的难以克服性，王安石避重就轻，自觉回避了社会主要矛盾，试图另辟蹊径，变法指导思想出现了重大偏差，导致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因而变法的失败具有必然性。 ? 引言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一直是王安石变法研究的热点问题。历代的研究者对变法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著述颇丰。概而言之，有变法策略的失误、新法本身的弊端、王安石个人性格的偏执、保守派反对、人民群众不支持、变法派内部不和、执法官吏歪曲新法、皇帝的动摇等等。“五六十年代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进入80年代以后，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中去寻找。” [1] 前人之述备矣。然而绝大多数研究者，其所依据的材料和研究的对象都集中于熙丰之际，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研究问题，横向的探讨比较多，纵向的观察比较少。这就使得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起因研究不够，对北宋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剖析不充分，因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研究往往失之于表象化和片面化。 一切改革都是矛盾发展的产物。王安石变法这一事件本身，甚至包括它失败的结局，是北宋社会固有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找寻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应仅仅着眼于熙丰之际，而应当在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变法之时北宋帝国所面临的的诸多社会矛盾，其产生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北宋立国之初的“先王之政”。这种矛盾是一种内源性的、基因式的矛盾。北宋政权从真宗以后，就没有表现出过克服这种矛盾的能力和决心——既然问题出在“先王之政”上，那么对“先王之政”的否定就不仅是改革的要求，还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实际上他们几乎不可能克服这种矛盾。除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还因为当时尚未具备使他们超越“先王”历史总结能力的历史条件。 对任何改革而言，成功的必要条件起码有三条：方向正确，方法正确，细节正确。然而，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方向上的偏差，这使得方法和细节失误的意义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更为严重的是，方向的偏差导致了改革主体角色的错位。青苗法中的“官谷”就在这种错位中完成了从公共产品到高利贷资本的异化。 王安石变法是各种社会矛盾运动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必然隐藏在北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之中，隐藏在北宋社会改革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中。但同时由于北宋社会固有矛盾的难以克服性，变法的失败就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一、北宋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内忧外患交炽、财政危机严重”是对王安石变法前北宋帝国统治状况的真实写照。一般在讨论北宋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时，往往侧重于对危机表象如“三冗” （冗官、冗兵、冗费）的陈述，甚至只是将其作为实施改革的必然原因之一进行了例行的铺陈，而未对这一表象或“原因”的产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三冗”并不是北宋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北宋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北宋政权保守的国家设计。所谓“积贫积弱”，不过是北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必然产物而已。 1．北宋政权的享乐性 北宋政权是通过兵变建立起来的。与历史上其他许多“被迫”发动的兵变不同，“陈桥兵变”的主要当事人在“起事”时并没有面临任何政治前途、经济利益、人身安全上的威胁。陈桥兵变的发生与其说是受自五代以来盛行的“拥戴”之风的影响，倒不如说是一大群野心家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富贵”而导自导自演的一场滑稽剧。 北宋政权建立后的第二年，又上演了一场好戏：杯酒释兵权。君臣之间的一番言语，颇为推心置腹：“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汝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嫌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2] 杯酒释兵权实质上是一项政治交易：宋太祖赵匡胤握有兵权的亲信们放弃兵权，作为补偿，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他们和其他大豪绅地主以及被皇帝任命的各级官僚一起构成了北宋帝国的核心权利集团，这些日后的兼并之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3]成为政权的骨干。北宋帝国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莫不以维护这个集团的利益为基本宗旨。从上面这段话还可以看出，“永享富贵”是北宋政权建立者们最高的人生理想——他们正是凭着这个理想建立了北宋帝国——他们当然还要凭着这个理想治理这个国家。 由于宋王朝不像大多数其它王朝那样是阶级矛盾激化以后的产物，因此它也不像其他王朝那样在开国之初特别注重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所以这个享乐政权不仅未能走上强盛反而很快露出了衰落腐败的迹象：建国才几十年，在内发生了大规模的王小波、李顺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