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之无法判刑罪犯.docVIP

案例分析之无法判刑的罪犯 测仪101 蔡明 学号:1010022020 杀人偿命，此理自古有之，可以说是不可以变更的圭臬之言，然而在现代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案例 玉林市中苑经审理查明，因为同是玉林高中89（3）班的同学，蒋伟强、汤胄、吴峰、庞汉都是好朋友。即使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他们仍然经常在一起吃啡玩乐。后来，蒋伟强因恋爱、做生意失败，归咎于3个好朋友，便产生杀死他们的念头。为杀死汤胄，2002年9月初，蒋伟强从广州返回玉林。自9月28日起，每天到汤家附近守候，伺机作案。10月8日凌晨2时许，当汤胄骑摩托车从外面回到玉林高中教师宿舍区其家门口时，在此守候多时的蒋伟强马上冲上去朝汤胄连刺数刀。以为汤胄已死，蒋伟强遂离开。走了数米后，听到汤胄还有声音发出，蒋又返回，用刀朝汤胄的胸部连刺数刀，致汤胄当场死亡。蒋伟强逃离现场后，窜到玉林二环路清湾江大桥、城西镇莲塘村丢弃作案时所穿衣裤、刀具、公文包等物。同日，他搭车来到南宁市，欲杀害同学吴峰。为了筹措经费，10月12日晚，蒋伟强在南宁市望州路抢劫一辆出租车时，被路过的公安民警当场抓获。蒋伟强遂主动交代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看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判断这很明显是一起故意杀人罪，但是情况就在一份鉴定报告下出现了惊人之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份报告呢我们接着看看。 2002年10月22日，玉林市公安局委托自治区精神疾病司法技术鉴定组对蒋伟强进行司法精神鉴定，鉴定结论为“蒋伟强患有精神分裂症（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由于汤家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2003年1月，玉林市公安局又委托广州市精神病医苑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蒋伟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2003年4月，蒋伟强被释放，并被送进医苑进行治疗。 原来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对此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对于精神病人其在无意识的行为没有约束力。也就是其在此时所作所为皆不在法律的约束之下。在此似乎可以结案，但是忍受痛苦的是受害者的家人，他的家人对此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相信的，因为作案者平时的表现明明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他们的家人认为蒋伟强杀人、抢劫的事实清楚。从行动上来看这行为明显是清楚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因为他” 每天到汤家附近守候，伺机作案。”又有” 听到汤胄还有声音发出，蒋又返回，用刀朝汤胄的胸部连刺数刀，致汤胄当场死亡。”可鉴其行为之正常，于是受害者家人又提出来上诉！ 2006年4月，汤家依然对两份鉴定结果提出异议，玉林市检察苑遂委托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北京安定医苑再次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认为，蒋伟强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属混合性动机，辨认与控制能力均不完全，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据该份鉴定，当年5月16日，蒋伟强再次被逮捕。随后，玉林市检察苑向玉林市中级法苑提起公诉，认为蒋伟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及抢劫罪，由于其在犯罪过程中，辨认和控制能力均不完全，属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2006年11月20日，玉林市中级法苑经过审理，认定了北京安定医苑的鉴定结论，并依此作出判决：蒋伟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元。 哪份鉴定更加权威成为法庭辩论焦点.同一个人，同一个案情，4份鉴定，有了两种结论，是北京的专家权威，还是上海的专家更专业？法官该依据哪个鉴定来判决？ 从次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育与启示! 首先第一，由前后判决的反复我们当明白，对一案件不偏听偏信，努力找出事件的真相是相当有必要和负责任的行为。这样才能使法律用对其址，安人之心……最终，在当天的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围绕4份鉴定展开了辩论。玉林市检察苑坚持认为自己委托的北京安定医苑的鉴定分昔透彻，对蒋伟强作案动机从病理性吠现实性进行了分析，法官应该予以采信。 被告辩护律师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海船辩称，北京安定医苑在司法部公布实施《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后，未经登记的情况下，不具有鉴定资格，鉴定结论不具有合法性，应当不予采信。原告辩护律师陈天中认为，蒋伟强在杀害汤胄后，知道逃跑，并且知道跑到远处隐藏作案工具，还知道抢劫出租车司机满足自己日常需求。因此在作案时，他具有辨认能力，应当承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周海船则认为，蒋伟强逃跑、抢劫，都是为了实施杀害他自认为的恐怖分子。其实质是受到精神病的影响，属于辨认能力丧失。 其次我们的法律并不是完美的，这就需要我们的执法人员能够依据事件之态做出合理有效乃至创新的判决！因而像上述“他具有辨认能力，应当承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周海船则认为，蒋伟强逃跑、抢劫，都是为了实施杀害他自认为的恐怖分子。其实质是受到精神病的影响，属于辨认能力丧失。”是很合理的。 最后由这个案例可知蒋伟强的行为是要分为俩面来考虑的，他有意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