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叹息--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及探索.docVIP

生 命 的 叹 息 ——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及探索 【笔者按】 笔者居于自身实践、观察、及反思而撰写。故，笔者对此文责自负。 【序言】 2014年4月15日，笔者的母亲李某因医疗损害侵权行为死于楚雄州中医院，后经云南省医学会鉴定，该死亡病例属于医疗事故，患者时年未满花甲。 迄今为止，该医疗损害侵权纠纷的解决，已历时20个月，尚未有结果。在此过程中，笔者既以患者家属身份，寻求“医患纠纷”的解决；同时，又游离于“医患纠纷”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反思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所存在的弊端。 本文旨在对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观察及反思。并以机制重构、构建为探索，尝试建立一种兼具效率性、操作性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为化解日趋恶化的“医患关系”、以及为构建“友善”“平等”“尊重”“法治”的“医患关系”，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概述】 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一；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政府这一职能的具体实施。一方面，医院通过具体的医疗服务行为，履行着政府的这种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公民又通过这种具体的医疗服务行为，使政府所承担的这种社会责任得以实现。 就“医疗服务行为”而言，其是以“医科学”为理论指导的生命科学实践；同时，该行为又受制于“医学”理论认识及实践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正是“医疗损害行为”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但是，在具体的“医疗行为”实践过程中，非“局限性”的因素，又人为扩大了这种损害的结果。这种损害结果、以及以此损害结果而衍生的系列矛盾纠纷，社会将其归纳统称为“医患纠纷”。 就“医患纠纷”而言，其包涵了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是指医生因医疗过错行为对患者所造成的侵权损害；另一方面是指患者及家属的“医闹”、及“暴力伤医”行为对医院、医生所造成的伤害。 在《侵权责任法》的范畴内，“医患纠纷”具体是指“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服务行为。 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范畴内，“医患纠纷”具体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在《刑法》的范畴内，“医患纠纷”具体是指“医疗事故罪”，即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 概而言之，“医患纠纷”的实质，是医生与患者在医疗服务行为过程中，因医疗损害行为而导致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 “医疗事故”屡禁不止；“医闹”、“暴力伤医”现象屡禁不绝。“医患纠纷”已经逐渐从社会民生焦点演变为社会治安热点。在刑法（九）修正案中，“医闹”入罪，是“医患关系”尖锐对立、“医患矛盾”日趋白热化的具体表现。同时，“医患矛盾”屡禁不止、屡禁不绝又在不断的拷问着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以及政府的公共医疗健康安全能力。 固然，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居于医学认知局限性而产生的医疗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医患纠纷”的解决及控制，却属于政府的公共管理、社会服务问题。 【案例】 略见附一： 【弊端】 笔者亲历了“医疗损害侵权纠纷”的解决；在此过程中，通过对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应然与实然的实践、分析及思考，认为其存在以下弊端。 患方的弱势地位 患方的弱势地位，是“医患纠纷”无法通过法定程序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弱势地位，有患方自身的原因，比如：缺乏解决纠纷必要的法律知识、以及必要的社会资源；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缺乏社会关注等。 就患方自身原因而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缺乏专业法律知识 “法治“的意义在于将社会利益冲突纳入程序性的解决机制中。就“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而言，其有三种发生：“和解”、“调解”、及“诉讼”。而“调解”与“诉讼”正是这种程序性的纠纷解决机制。 当“医患纠纷”发生后，患方不知道如何将业已发生的利益冲突，纳入法治框架内，进行合法有效的解决。当患方的自力救济跨越了法治的范畴，于是，就产生“医闹”及“暴力伤医”的行为了。而患方在自力救济过程中，往往具有赌徒式的博弈心理。“医闹”及“暴力伤医”只是向对方施压的手段。 就笔者的亲身经历而言，当“医患纠纷”发生后，患方往往要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精神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医院居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或无法满足患方的预期诉求；而另一方面，患方在面对“医患纠纷”时，又缺乏法律引导。这不啻于将矛盾纠纷置于密闭的容器内，任由其压强不断增强。而患者的“医闹”、及“暴力伤医”行为，只是其缺乏法律引导而以自力救济，表达自身诉求的一种方式。 患者缺乏专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