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世纪之的探索与前瞻 ——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docVIP

论文标题:中国传播学：世纪之交的探索与前瞻　　——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论文作者 陆晔　在传播学者Tim OSullivan，John Hartley，Danny Saunders，Martin Montgomery，John Fiske 合著的传播研究领域最为通行的工具书《传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中，“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 ）被赋予了这样的涵义：　　广泛地看，传播有两种定义。一是将传播看作是一种过程；二是将传播看作是在协商和交换意义。　（注：OSullivan,　　 Hartley, Saunders, Montgomery, Fiske, KEY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AND CULTURAL STUDIES, 1994）　　就1999年11月7日至8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而言，“传播”作为一种过程和作为意义的协商和交换这两重涵义，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和来自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海外传播学者嘉宾70余人，本着沟通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应用领域的前沿问题，增进相互了解的宗旨，在两天的研讨会期间，进行了一场大会主题报告和十五场专题讨论。无论是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人数，还是涉及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讨会体现出的以学者为主体、以学术对话和交锋为中心的基本精神，或者不同话题和视野相互碰撞的活跃状态，都超过了历届研讨会。　　在本世纪末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国际传播学研究越来越体现出这样的特点：针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丰富、深化和拓展传统传播理论；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与共享，形成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的传播观；注重差别、张力、对话，在二元对立的张力地带寻求传播的价值和意义。（注：陆晔，潇湘：《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国际传播学会年会综述》，《现代传播》1999／3 ）世纪之交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也由于同样的社会背景，不仅越来越认识到与国际传播学研究共处于同一个研究平台，进行平等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且也越来越关注在中国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下，传播学研究从理论来源到研究对象、从传播观念到研究价值的现实意义和理论贡献。因此，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定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信息与传播：中国与世界”，正是为了置身于国际化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宏观背景之下，寻求中国传播学研究在新世纪健康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此同时，就象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将传播视为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态过程，（注：施拉姆，波特原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良好的研究契机。“传播学”作为一个外来学科，自70年代末引进中国，到今天被国家正式确认为一级学科，其间的20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在学习和吸收西方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随着中国新闻传播的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初步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也形成了一定数量有理论和运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不少业内人士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在方法上已变定性研究为定性、定量相结合，在内容上已从单一媒介研究走向综合性研究，在视野上已从封闭走向开放；（注：孙旭培：《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但若站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全局看来，就会发现我们对整个学科的全面了解仍然很不够，研究对象过于单一，对新领域的探索亟待加强。（注：黄旦，韩国彪：《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新闻大学》1997／春，韩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和分析》，《新闻大学》1998／秋）在此背景下，这次研讨会和以往相比，在组织方式、理论话语、关注焦点和探索方法诸方面，都体现出一些特点和进步，同时也反映出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局限，值得深思。　　　　　　研讨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　　本次研讨会的组织工作，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第一次按照较规范的国际会议的操作方式进行。首先，在会议筹备前期，大部分提交的论文都经过了专家组的匿名遴选；其次，在会议日程安排上，除一个半天的开幕式外，其余三个半天各分为两个单元，计六单元。再除去一个单元的大会主题报告，另外五个单元分三个会场同时研讨，共计十二个场次，然后将内容相近的论文加以整理、归类，按以下十二个专题展开：“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发展”、“传播理论与传播哲学”、“西方传播学与媒介理论研究”、“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国传媒的制度与结构研究”、“中国新闻改革研究”、“中国传播学研究”、“海外媒介与传播研究”、“新媒介技术与传播、“传播法”、“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