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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的关系考察 1 问题提出 　　青少年心理健康一直是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幸福感逐渐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积极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受到广泛关注。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评价，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心理指标( Diener，1984) 。目前，国外已有大量关于青少年幸福感的研究( Tay Diener，2011; Deci Ryan，2008; Lucas Diener，2008; Schrodt，Ledbetter，Ohrt，2007) ，而国内对青少年幸福感等积极发展结果的关注较少，且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总体幸福感在中等偏上水平( 王极盛，丁新华，2003) ，但也有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总体幸福感水平在中等以下( 胡芳，马迎华，胡利明，邓新龙，梅金凤，2010) 。更值得关注的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青少年，由于受到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条件较差、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其健康成长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金洁，2006; 刘万里，2006) 。但目前有关该群体心理健康发展的研究偏少，更缺少对他们的幸福感等积极发展结果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的幸福感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了解其实际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这对提升农村青少年幸福感并促进该群体的积极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内外对青少年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人格特质、认知方式、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等个体因素和家庭、文化差异等环境因素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Lucas Diener，2008; Hasida，2003; 丁新华，王极盛，2004) 。从环境层面看，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已被众多的研究所证实。亲子沟通作为家庭因素中的重要方面，对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和健康成长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Liu，Fang，Deng，Zhang，2012; Schrodt et al． ，2007; 方晓义，戴丽琼，房超，邓林园，2006) 。亲子沟通是指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以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 ( Galvin，Bylund，Brommel，2004) 。早期有关亲子沟通的研究中，多将亲子沟通作为多种家庭环境因素之一加以考察，近年来研究者们将焦点转向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该理论将所有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外在因素看成一个由微观环境、中环境、外环境和宏观环境四个子系统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并进一步指出亲子沟通是微观环境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层面中影响个体发展的最直接因素( Bronfenbrenner，1998; 王争艳，刘红云，张雷，雷雳，2002) 。但在实际中，由于亲子沟通是在父母与子女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很难从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客观测量，除了少数研究采用观察法进行质性分析外，大部分研究主要运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式来间接测量，如国内一系列有关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研究中均采用了这种测量方法( 方晓义等，2006; 方晓义，林丹华，孙莉，房超，2004; 王争艳，雷雳，刘红云，2004; 雷雳，王争艳，刘红云，张雷，2002) ，也有研究者指出这种自评的测量方法确实有其独特优势( 池丽萍，俞国良，2010) 。 　　据此，本研究拟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其感知到的与父母的沟通来间接测量亲子沟通，并探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在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幸福感的直接作用上。国外大量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幸福感有显着的预测作用( Hasida，2003; Jackson，Bijstra，Oostra， Bosma，1998; Dixson，1995) 。而国内有关亲子沟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亲子沟通与学业成就、社会适应等的关系上( 方晓义等，2006; 方晓义等，2004; 王争艳等，2004; 雷雳等，2002) 。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到亲子沟通与幸福感的关系，这些研究在流动儿童和大学生群体中均发现亲子沟通可以显着预测幸福感( 陈丽，刘艳，2012; 高艳苹，魏俊彪，2009 ) 。二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关系中的一些中介变量的作用( Koesten，Schrodt， Ford，2009; Schrodt etal． ，2007) ，有研究发现亲子沟通还可以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认知灵活性等个体层面因素间接地作用于青少年的幸福感( Koesten et al． ，2009; Ryan Deci，2000) 。 　　近年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幸福感的意义越来越受到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