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守财奴家庭：靠省钱凭工资买下4套房2辆车.docVIP

北京守财奴家庭：靠省钱凭工资买下4套房2辆车 　　19世纪3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其名着《欧也妮 葛朗台》中这样描写他的主人公。这也成为当年的人们关于“守财奴”最基本的印象。 　　时光穿越近两个世纪，打开国门、接轨国际的中国人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都市，追寻着梦想。但让他们疑惑的是，收入在增加、财富在增长，手里的钱包却不得不攥得更紧。 　　“没有什么比看好自己的钱袋子，更能带来安全感的了。”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说。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今天，选择做一个“守财奴”，或许是老百姓最现实、最朴素、最本能、最理性的选择。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一直在不懈努力中，但是老百姓却依然紧捂钱包。 　　今天的中国人，难道都是“守财奴”？都乐意做“守财奴”？是什么粉碎了他们花钱的欲望？ 　　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中国式“守财” 　　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本刊记者 邓凌原 熊帅 　　掐指一算，李眉已经有5个年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5年，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所谓老家，不是她的出生地山东，而是丈夫的家乡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村庄。 　　“不是不想回去，实在是回去一趟开销太大。来回车票、各处送礼、请客、压岁钱，加上给父母的钱，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孩子还小，南方没有暖气，万一冻病了，又是一笔开销。”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李眉成了“恐归族”。在农村出身的婆婆眼中，她或许有点冷血，甚至有些不孝，但她宁可被误解，也要拼命捂住自己的“钱袋子”。 　　“我老公经常笑我是‘守财奴’，难道我真成‘守财奴’了吗？”李眉笑了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是真的不敢花钱。” 　　不敢花钱的不只是李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在2012年的调查中，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在未来一年增加家庭消费，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一比例较2011年同期调查的数据（52.4%）有进一步提升。 　　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普通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人人甘当起“守财奴”呢？ 　　一个家庭的流水账 　　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萍曾算过一笔账：“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这样的数字也时常蹦出李眉的脑海。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在读博士，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她对数字非常敏感。这一优点遗传自母亲。 　　自从2006年在北京海淀区清河附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李眉便将孀居的母亲接来同住，帮忙打点家务。母亲有两个账本，一本放在写字台抽屉里，一本记在心上。 　　谈起30多年前的消费情况，李眉母亲搬出了心中的账本：“那时候物价便宜啊，肉才一块多一斤，米才两毛多一斤，我和他爸爸每个月工资加起来100多块钱，光一家四口吃饭就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工资，除去人情往来、两个孩子的零花以及孝敬父母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那会儿存不住钱，大家都穷，有点余钱早被亲戚朋友借走了，哪里还用去银行？” 　　李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记忆中过得最丰盛的春节是在1987年。当时夫妻二人的工资已经涨到了200多元，那次过年不仅购买了酒、肉、鱼、面等各种必备食品，一家四口还做了新衣裳，给两个女儿买了鞭炮、发了红包。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干干净净。 　　“一直到1988年，吃饭、穿衣、孩子的学费基本占了每月开销的绝大部分。”1988年，李眉的父母从单位不到30平米的筒子楼里搬了出来，在小县城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一座两层小洋楼。 　　“买地皮和办手续花了6000多元，各种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的工钱，大概用了一万多元吧。那时候存款不多，大部分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房子也没怎么装修，还债还了两年，哪像现在啊，一辈子就供个房子。” 　　老太太一边叹息，一边翻开了抽屉里的账本。这个账本始于2002年，即李眉上大学的第三年。当时李眉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已有5000多元。在2002年4月3日的开支明细中这样写道：“给两个女儿汇款800元，花生油62元，缴纳电话费42.7元，买菜53.9元，水果10.6元，共计9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