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史话-傅种孙.docVIP

中国的数学教育大师——傅种孙 傅种孙(1898一1962)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教几何。他教几何时，每逢考试，必预先告诉学生要带圆规和直尺。但当时的学生大多不很认真，常常忘带，考试时临时抱佛脚，就用铅笔杆代替直尺，再从兜里拿出一个铜圆（形同现在流通的硬币）来画图。傅先生针对这个情形，干脆出了一个题目，让学生研究“用一个铜圆代替圆规，能否作直尺与圆规所能作的一切工作？”显然，傅先生的这道题对学生来说应该算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平面几何作图工具仅限于圆规和直尺。其中，直尺是没有刻度的，是一根具有理想的直且有有限长度的棍子。傅先生的学生用铅笔充当尺子虽不符合要求，但还不算离谱。用铅笔一类的物品充当直尺的关键不在于他是否是直的以及能否利用它画得很直，而在于画图者的观念或思想是否把它看作直线或线段。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诞生之前，圆规和直尺曾被当时的数学工作者看成是地位平等的画图工具。人们在作图时，对利用圆规和直尺，或只用圆规、或只用直尺是不加区别的。当时的人们有个风气，喜欢以增加问题条件的严苛性来挑战问题，用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智慧。他们不断的给问题设立苛刻的条件或前提，例如，在平面上作图只用直尺行不行、只用圆规行不行等，用以挑战智慧的极限。之后，欧几里得撰写教科书《几何原本》（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传播科学真理和方法的教科书，建议专门研究“课程与教学论”的专家首先应该读懂这本书）时，才规定了以圆规和直尺为几何作图的基础。 在之后的二千年间，用尺规作图的研究并未停顿。直到1797年，意大利数学家Mascheroni证明了“所有用圆规和直尺可解的作图问题，只用圆规也能够精确地解决。”（注：有事实说明在他之前已有人率先证明了这个结果） 1833年瑞士数学家Steiner证明了：在平面上给出一个定圆和它的中心，则每个用圆规和直尺可解的作图题，只用直尺也能够解决。十九世纪，非欧几何产生，尺规作图仍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数学家们随即证明了在罗巴切夫斯基平面上也可以不用直尺作图。另外，对尺规作图问题的研究也导致了十九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数学进展，例如群论的产生就是作图问题代数化所促成的结果。 说到这儿，傅先生让学生研究的利用一个铜圆作图的问题相当于几何中的什么要求呢？傅先生把这个问题干脆称为“铜圆几何学”。这个几何学比只用圆规作图的几何学还要苛刻。是否比“固定脚开度的圆规作图”更苛刻呢？显然，实心的铜圆连“已知圆的圆心”这个条件都否具备，这铜圆甚至还不能算作已知圆。至此，这个铜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确是个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的开放性问题。 一.傅种孙与钱学森的传承关系 八十年前的事了，傅先生早已作古，提这事干吗？五十年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钱学森在中国科技大学给o班学生授课，期末，他给学生出了一道题：建立从地球发射一颗航天器绕太阳飞行一周后再返回地球的数学模型。这班学生都是精选出来的中国航天事业的后备人才，他们考了一上午没人做出来，反而晕倒了几个。中午用餐后下午接着考，最终无人做出。结果是这班学生被钱教授延长了半年学业才毕业。（注：这个事是从电视访谈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将军的节目中获知的，文字上可能有不准确之处，担事情是确凿的） 一位中学数学教师傅种孙，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他们都为自己的学生出了一道题，一道绝不平凡的题，精彩而又深刻，难得的考题。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中学母校。从1923年到1929年，他在这里度过了6年学习时光。钱学森曾坦陈：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铜圆”和“一个绕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两道数学题，两个不同的时代，一对师生，这诠释了什么呢？这当中蕴含着某个规律，存在着重大的“解”。这个“解”可以说明为什么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可以解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不妨以傅种孙培养出钱学森、闵嗣鹤（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景润那篇著名的论文的审稿人，也曾在北师大附中任数学教师）这样的学生为例，剖析中国数学教育，从根本上揭示问题，求出解来。 二.以傅种孙为榜样? 向傅种孙学习 今天的中国数学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灾区吗？可以用灾难深重来形容吗？若真是这样，此灾已经影响并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许多知道或了解世界主要科学领域发展状况的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封：面对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我们与之的差距似乎正在扩大。令人忧心啊！ 中国的数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数学教师，在于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数学教师，提倡什么样的数学教学。在于以怎样的视野、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讨论数学教育问题。 我们就以傅种孙先生为例，来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