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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教父的心路历程 石墨烯是最坚硬并极具弹性的材料，其发现者安德烈·海姆 (Andre Geim) 也拥有同样的属性。卧薪尝胆十几年，脑洞大开万千遍，正是其非同寻常的科研风格为我们带来了可颠覆全球科技产业的一把钥匙。这个曾以“飞翔的青蛙”荣获搞笑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怎样看待自己的研究生涯呢？请看石墨烯之父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亲口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如果现在有人想要了解石墨烯的美丽的物理内涵，他们可以从许多相关的学术综述，还有大众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中选择。在此我向读者推荐自己写的几篇相关的文章[1-3]，希望大家能原谅我的“自卖自夸”。为了不重复这些文章的内容，在这次演讲里，我决定给大家讲一讲我自己曲折的科研道路，以及这条路最终是如何通向诺贝尔奖的。这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我从未在别的地方讲述过。当然，各位可以放心，我不会从我的幼儿园时代开始讲起。我将向您讲述我从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直到2004年为我们赢得诺贝尔奖的文章被杂志接受这段时间内的故事。无疑，越接近尾声这个故事会变得越丰富。反观历史，我还会详细地描述2004年之前与石墨烯有关的研究工作，以及分析石墨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兴趣。我会努力让非物理专业的读者也觉得接下来的内容易懂而且有意义。 不要做已死的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Investigation of mechanisms of transportrelaxation in metals by a helicon resonance method”。我只能说它是一个非常无趣的研究。在苏联的Instituteof Solid State Physics，我花了五年时间，发表了五篇论文来完成这个学位。学术网站Web of Science很严肃地告诉我，我的这些文章被引用过两次，而且都是作者自己在引用。其实，在我的博士生岁月开始前十多年，这个研究方向就已经没落了。即使如此，我还是从中学到了一些让我受益终身的东西，那就是绝对不要让你的学生研究那些已经死了很久的课题方向。 博士毕业以后，我在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Institue of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苏联当时的研究系统允许甚至鼓励年轻的研究人员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经过一年的摸索，尝试不同的方向，我终于开始找到了合适自己的研究道路，从而与我的博士导师在学术上脱离了关系。以当时苏联极其困难的实验条件，我找到了一个可行而且新颖的实验方向，虽然这听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用微细加工的装置制备了金属膜，在它上面沉积了一层薄薄的绝缘体，然后再沉积一层高温超导体。超导体的作用是通过迈斯纳效应把外加磁场约束到一个个涡旋里，对下面的金属膜产生高度不均匀的磁场分布。金属膜中的电子在这种空间上快速变化的磁场中（磁场在小于一个微米的范围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运动在当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发表了这个领域中的第一篇实验论文，之后Simon Bending也独立地发表了类似的研究。这是一个有趣而且还比较重要的课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都在研究这个方向，包括1991年我在Simon实验室做博士后的阶段。 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体会，那就是创立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总是比在一个已经僧多粥少的领域里寻找新的突破要容易取得成果。当一个全新的领域刚刚开始的时候，成功的几率会大得多。当然，很多关于这个新领域的美好预期可能最终无法实现，但是在新的领域里做研究，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现象产生。 别人的垃圾，我的金子 1990年，在我所在的研究所所长Vitaly Aristov的帮助下，我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一段为期6个月的访问机会。英国诺丁汉大学的Laurence Evaes和Peter Main邀请我访问他们的实验室。对于实验工作而言，6个月是非常短暂的。受这个条件所限，我只能研究这些实验室当时已有的一些样品。先前的实验人员留下了一些砷化镓微米线，它们已经被废弃在实验室的角落里好几年了。由于我曾经在资源稀缺的苏联学术界工作过，我能够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这些被别人视作毫无用处的样品成了我的金矿。我开始了每周100个小时的工作来研究它们。在这短短的6个月里，我做出了两个后来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的工作。后来我常常用这段经历跟年轻的学生们开玩笑。当实验不像预期的那样进展顺利，他们开始抱怨样品不好导致发现不了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根本没有差的样品，只有差的学生/博士后”。仔细研究你总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当然最好还是投身新的研究领域，避免研究那些别人已经深入研究过的样品。但是，即使我们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个像石墨烯一样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谨慎研究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会让人走得更远。 在诺丁汉的研究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