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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明初边卫所辖的民籍人口 明代初年的全国田土数，一直是史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近些年来，顾诚连续发表两篇文章〔1〕， 提出了有关明初田土数据的一些新见解。此后，林金树、张德信合著的两篇论文〔2 〕却全面否定了顾诚的观点。毫无疑问，上述各位学者的有关论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并构成本文研究的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和分歧 　　 　　所谓全国的土地数，指的是在政府册籍上登记的土地数，实际上也就是政府掌握的纳税田亩数。除《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和卷二一四分别记载洪武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四年的“天下官民田地”数为366.8 万顷和387.5万顷外，《诸司职掌》、万历《大明会典》、 《明史》和《后湖志》记载的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数均在850万顷左右。 在大多数明代文献中，明代中期的全国田地数为400余万顷， 比明初的记载要减少约400万顷。 　　具体分析，造成全国田地数如此之大的差异原因在于湖广和河南的田土数。在记载为800万倾的分省统计中，湖广为220余万顷， 河南为140余万顷，而在记载为400余万顷的分省统计中， 这两个布政司的田土分别比上面要少200万顷和100万顷。近代学者对这些数字上的奇怪现象议论纷纭。顾诚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所谓“洪武二十六年”的田土数都是来自《都司职掌》，该书是朱元璋亲自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不可能出现湖广、河南等地虚额达数百万顷的大错误。如果真的是抄写错误，湖广、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及其他衙门不会缄默不语或不进行纠举。地方志中记载的湖广田土为20余万顷，河南为40余万顷，两省的税粮又正好与此对应，说明有大量的田土不属于湖广、河南两布政司系统。 　　军卫土地是不属于布政司系统管辖的土地，也不在府、州、县版籍之内。它包括军队的屯田和军卫管辖的民籍人口所耕种的田地。由于卫所土地的数字具有某种保密的性质，所以不在统计中列出，而将其总数挂在湖广和河南等布政司的名下。有关衙门因事关机密，故心照不宣，随着时间的久远，至明代中期，人们就已经弄不清楚这些数据的内涵了。 　　永乐元年全国的赋税粮食，屯田子粒。卫所屯田子粒占是年行政、军事两大系统征粮总数的42.8％，这说明卫所土地与州县田土数大致接近，约为400万顷。 　　林金树、张德信对顾诚观点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黄册管理的情况看，屯田黄册由屯官按年攒造，解送后湖入库收藏；明代各都司的钱粮费用等等都是由户部管理的，不存在户部所不知道的所谓“机密”。军屯的管理更是户部的日常工作，不存在所谓两大田土统计系统的问题。 　　永乐元年屯田子粒的较高份额并不是由于卫所土地较多造成的，而是由于卫所土地的租赋较高所引起的。一亩军屯土地的租额是一亩民田租额的3—7倍。 　　洪武二十一年，全国屯田子粒为500余万石， 按照军屯亩收一石的最低租额计算，也只有50余万顷屯田。按照洪武二十六年的全国军人总数190万计算，其中七分屯种，即70％屯种，每人垦种100亩，也只能垦种130万顷土地。这是一个估计的最大值， 与真正的差额仍有太大的差距。况且在洪武二十六年，辽东等地的军屯还未全面展开。 　　我则认为管理系统和统计系统并不一定是合一的。尽管屯军黄册已经呈入后湖库中，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计入总数中。既使会计入总数，我们也不知道是以何种方式计入的。如果说这些军卫的屯田都已融入了所在的府、州、县，那么辖地并无民府、州、县，边卫屯田该融入何处呢？就是在云南，洪武二十六年云南布政司没有田土记载，此时该地多达万顷以上的军屯该如何上报呢？再如贵州，该布政司直至弘治年间仍无田土数记载，贵州都司的军屯数又该如何上报呢？如果贵州军卫的屯田从属于布政司系统，弘治年间贵州布政司系统何至于没有田地可以上报？可见，批评者目前提出的证据尚不足以动摇顾诚关于明代的田土统计存在两大系统的观点。 　　林、张两位对屯田子粒的论述以及对军屯土地数的估计是有道理的。然而，仔细分析顾诚的论述，就会发现，他所谓的军屯土地中除了军卫战士及其家属们耕种的土地外，还包括有边疆军卫管辖的民籍人口所耕种的土地。由于顾氏在论述中强调了这批人口居住区域的广阔，却未能证明这批民籍人口的数量以及耕地的数量，因而引起林、张两位的质疑。他们认为边疆地区居民相当稀少，因而，“这类田地数额在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是有限的”。 　　在我看来，双方争论的最大难点在于军卫所辖民籍人口的多少。如果在边卫的管辖之下，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民籍人口，且大大超过边卫人口本身，则军卫的土地可能会超过军屯的土地数。如果边卫所辖的民籍人口确实如林、张两位先生所估计的那样少，顾诚关于洪武二十六年军卫田土数达到400万顷的观点则不攻自破。 　　 　　二、对明初边卫所辖民籍人口的估算 　　 　　明代的边卫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