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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遇见影视 ——由《芙蓉镇》谈影视史学 082014016 徐迟 前言 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tone）曾描述过：“30多年前当我还是UCLA的研究生时，历史刊物上从来不会提到影视，若我们表示要做关于影视的学位论文或者声称一部电影有可能成功地表现历史的话，博导会毫不客气地将我们踢出项目或者直接将我们送进精神病院……然而近20年后，重要的刊物经常性地刊登有关影视的文章或评论，学术会议上会展开有关影视的小组讨论。” 年鉴史家马克·费侯（Marce Ferro）对影视史学的态度也是从不认可到认可，他在考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历史的电影作品？”时，起初的回答是不存在，他认为“导演盲目地将国家的或左派的意识形态混杂在历史作品中，而他们的作品最终沦为仅仅是愚众历史的一种视觉副本”，而一些优秀导演（如俄罗斯的Andrei Tarkovsky、德国的Hans Jurgen Syberberg等）的作品使他认为还是存在一些“例外”，认为这些“有着强烈的历史视角的作品还是能够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和本国传统势力的，并能作出独立的历史解释”。 1988年12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第93卷第5期专门开设“影视史学讨论”专栏，邀请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tone）、赫希利（David Herlihy）、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陶普林(Robert Brent Toplin)等就历史学与影视形象的关系、历史学与影视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和影视史学》这篇文章中，创造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一词，以和传统的“书写史学”（historiography）相对应。此后，以一或二部电影为个案，针对影视史学各方面的讨论层出不穷。如1992年《美国历史评论》在97卷2期发表的关于JFK与电影的论坛专题，其中《JFK：历史事实/历史电影》，涉及到影视史学的本质问题、历史事实与历史电影的关系问题。 周梁楷教授于1993年，以《谁杀了肯尼迪》（JKF）和《返乡第二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二部影片为讨论对象，从史学理论中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西方史学嬗变的学科视角，对影视史学的若干方面作出了很生动而又透彻的解析。翌年，他又撰《辛德勒选民：评史匹柏的影视叙述和历史观点》。他认为，在影片《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中，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史匹柏）执意用黑白影片（只有在片头和片尾各有一小节彩片）传达出一段往事，其影像视觉的效果可能远超过任何书写的历史。 张广智教授亦曾以《红樱桃》和《人约黄昏》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说明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相比，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且一部经典之作，往往拥有比书写史学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 笔者无意于对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孰优孰劣进行讨论，而欲取影片《芙蓉镇》，这一叙述共产党建政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剧情片， 在电影创作背景、现实性等方面陈述关于影视史学的若干肤浅认识。 一 、影片创作的时代背景 1984年，谢晋导演执导的影片《芙蓉镇》轰动了全国。这部集结了刘晓庆、姜文、徐松子、张光北等优秀演员的“反思影片”，深刻而又细致地描绘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和随之引起的社会变革。电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产生这部影片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常常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现实的社会主题契合统一。谢晋作为对政治风云有过切身经历和遭遇的导演，对现实政治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偏爱和敏感。因此，谈到谢晋电影，人们都不约而同会谈到它和中国政治的密切关系。这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许多分析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简单地把谢晋电影和主流政治话语划等号、或简单地视其为巩固传统主流话语服务的。 电影《芙蓉镇》是根据古华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小说发表于1981年，因其“政治风俗化，风俗政治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 但直到1986年电影才开始拍摄，而1986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概念，它既是粉碎“四人帮”的第十年，又是“文革”发动的二十年，而且谢晋导演在影片拍摄前多次提到这一时间概念； 并且，这一年巴金在《十年一梦》中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的呼吁。因此，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对极左路线、特别是“文革”的彻底否定就自然而然成为影片《芙蓉镇》最鲜明的思想主题。 谢晋曾说：“在看《芙蓉镇》小说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自己走过的弯路，过去的岁月于是会在心中翻腾，这一切的历史都会引起我的思考。” 当他把自己对共和国当代史的理解搬上银幕时，他也是用电影改写了关于中国当代史的传统“官方”版本。这些影片作为对新中国从“反右”运动到“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