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docVIP

现在教科书与许多经济学教授还在教导学生，效用只有序数性，没有基数性，也不能进行人际比较。对消费或需求理论以及全面均衡分析，序数效用已经足够，不必假定效用的基数性。根据Occam 剃刀的原理，应该把基数效用的假设剃除。但是，在社会选择上，非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大师级的经济学者，包括诺奖得主如Harsanyi, Mirrlees, Sen 等，几十年前就用了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分析，例如Mirrlees 1971 年关于最优收入分配的得奖作品。在应该应用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分析的领域坚持剃除效用的基数性，就像有人留胡须，你坚持他必须把胡须剃掉，因为吃饭不必用胡须。但他留胡须，未必是用来吃饭的，可能是要增加他的男性魅力！“在一切具体的政策问题上，都应该以效率作为惟一的取舍标准（所谓“一元即一元”原则），而把平等目标留给一般性的所得税/转移支付体系去实现。” 咋一看，我似乎很难相信，这一结论竟然出自数十年来一直坚守“基数效用论”的黄有光之口，正如黄有光自己在该书前言中所说：“上述‘一元即一元’原则跟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本来想证明的结论正好是相反的。”稍具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从“基数效用论”的“边际效用递减”假设出发，同样一元钱，对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效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黄有光已经放弃了“基数效用论”的立场？黄有光曾经当面告诉我：没有。至于理由，他说，你还是等着看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吧。这，就是现在放在我案头的、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的《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 通过把“效率与公平”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提炼为“一元即一元”还是“一元非一元”这样一个看似轻松的论辩，我再次领教了黄有光举重若轻的叙事风格和逻辑天才。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论辩，却让黄有光思考了整整20年；并且，就我所知，前后至少吸引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参与了这场讨论，他们分别是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阿罗（Kenneth J. Arrow）、海萨尼（John C.Harsanyi）与森(Amartya Sen)。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那本著名小说的名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时，貌似轻松的事物，却肩负着异常沉重的责任。因此，作为一个阅读背景，我们有必要对以下这段经济学的历史略加回顾。 自1920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亚瑟·庇古（Arthur Pigou）创立“福利经济学”以来，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成了西方经济学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按我的看法，这块“心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半个多世纪主流经济学某种错误的发展方向。 以“效用最大化”为内涵的“经济人”或曰“理性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不证自明的前提预设。设定一个拟凹的效用函数，是确保该函数存在“最大化”内点均衡解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而一个拟凹的效用函数，则是“边际效用递减”的数学表达。更进一步，一旦我们进入“边际效用”的语境，我们就在事实上承认了效用的基数性质。 从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述看法似乎是主流经济学的“共识”；期间，除了帕累托（Pareto，1896）和斯拉茨基（Slusky，1915）曾经对效用的直接计量提出过些许怀疑外，整个西方经济学事实上都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但1934年，即庇古创立“福利经济学”14年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希克斯和艾伦在一篇名为《价值理论的再思考》（Hicks，Allen，1934）的著名论文中，运用“无差异曲线”对效用进行了重新诠释，他们认为，消费者在市场上所做的并不是权衡商品效用的大小，而只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排序。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从而为西方经济学在其后半个多世纪内对“基数效用论”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清算”拉开了序幕。 值得指出的是，希克斯和艾伦的论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但在此期间，罗宾斯、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与庇古的激烈争论，却为“序数效用论”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诠释。从“基数效用论”的“边际效用递减”出发，庇古认为，同样一元钱带给穷人的效用要大于富人，因此经济政策向低收入阶层倾斜有利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考虑到当时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和欧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明白，庇古的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主流经济学如此之大的恐慌；他的福利经济学，看上去似乎在为马克思的著名口号“剥夺剥夺者”提供理论依据。我一直认为，“序数效用论”对“基数效用论”的替代，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从理论的内在逻辑上看，这种替代不仅不需要，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混乱，以至影响了经济学发展的正常进路。（叶航，2003） 显而易见，如果效用无法计量，经济学用什么来说明消费者的选择是由偏好或效用最大化决定的呢？“因为大多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