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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术动态 一、城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在苏联以及西方史学界，古代东西方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发展的双线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在这一基本认识之下，古代东方盛行专制主义，古代西方流行民主与共和制；古代东方是治水的农耕社会，西方是海洋型的商品社会。尽管坚持一元论史观的苏联东欧学者认为东西方古代社会均为奴隶占有制社会，国家具有奴隶制国体；虽然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芬利为代表的一部分欧美史家对古代西方社会经济的商品属性进行了否定，但在具体解释中，无论是苏联还是欧美学者，仍然认为古代东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存在重大区别。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世界上古史学者全面梳理与反思以往的解释，利用以往默默播种与耕耘而积累起来的史料与观点，很快编写出我国第一部具有独立研究特征的《世界上古史纲》，力求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和当时获悉的国外世古史新知对世界上古史进行自己的解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简单模仿苏联世古史解释体系的做法进行了最初的反思和批评。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提出九个重建世界上古史框架的理论问题，其中关于希腊城邦具有普遍性、世界古代国家的外在规模与内在结构的进化趋向是从城邦到帝国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并在我国世古史学界引起颇为热烈的讨论。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我国世界上古史学人思想解放的第一个回声。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反对这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在坚持传统奴隶制占有制社会为人类历史必经阶段的基础上，提出希腊式城邦具有普遍性的新颖论点，认为“最早的国家，就现在所知道的，都是城市公社，城市国家，或简称城邦”，它是“古代一切奴隶制国家必经的阶段”。这即是说，城市国家乃是古代国家形态的开端，具有普适的特点。《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的这一认识并不是脱离历史的假设，而是具有比较有力的立论依据，这就是目前所知的古代世界最初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明显的外部特征——小国寡民，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农村或较小的城镇共同体所组成，即使无城市中心的游牧国家最初也是小国寡民。而在内部结构上，古代世界各地的早期国家在政治上都能看到或多或少的原始民主制的变异形式或残余形态，存在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参与权的公民集体、贵族组织以及没有政治权利的常住居民甚至奴隶的社会等级结构。在经济上，早期国家都存在公有与私有的双重土地制度，具有政治参与权的小土地所有者占有数量优势。当小农经济受到奴隶制经济的排挤广泛破产之后，城邦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取而代之便是具有广大疆域的专制主义帝国。这样一来，古代东方历史的特殊论就不攻自破了。 希腊城邦普遍说的提出标志中国的世界上古史学人走出了简单模仿的状态，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学科研究阶段。整个《世界上古史纲》正是按照这一基本论点加以展开的。在分述古代世界各地从城邦到帝国的事实之后，作者单辟一章（第八章）讨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难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系指当时欧洲人所知的原始社会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并非是与古代或古典生产方式共时的生产方式。 由于《世界上古史纲》提出的这些基本解释颠覆了传统看法，并且论据与论证过程都不太充分，比如，古希腊罗马与古代东方早期国家的内部结构虽有相同之处，但相异的地方也很明显。古代东方早期国家虽能看到少量贵族共和制的痕迹，但这样的痕迹并不普遍，也不突出，仅在苏美尔人的个别国家中（如拉伽什）、古代印度的早期国家中有一些蛛丝马迹。且希腊罗马的体制化的公民集体在古代东方早期国家中很难见到。因此，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的观点引起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世古史学界的热烈讨论。 为了回应质疑，林志纯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两篇论文，从中国古代典籍出发，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论点。他指出“六经皆邦史也”，先秦时代的中国可以找到古希腊罗马式的城邦，民主和议会因此绝不是古代西方的专利，古代西亚和南亚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城邦制度。换句话说，与其说议会、民主起源于古代希腊，不如说起源于古代东方的苏美尔。林先生正确地指出古代中国存在贵族制，存在民本思想和原始民主制残余，存在国人、野人之类不同的社会群体与等级制度，政体并非一开始就是君主专制。但在说明古代中国或古代东方存在制度化的贵族共和制和民主体制这一点上却还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而这种体制在希腊罗马文献中则有充分的记载。无论如何，林先生的研究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人类历史的复杂性，不可因强调特殊性而忽略普遍性，也不可因突出统一性而忽略多样性，人类历史始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 对于城邦普遍说，廖学盛表示赞同。但他校正了《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过分强调以城为邦的说法。根据自己深厚的古希腊文功底，他分析古希腊人眼中的 polls（现代西文和中译均为城邦或城市国家）与城市并无必然联系，POliS是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公社演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