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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力 论 刘氏集注 第一节，论实力——求人不如求己 人们常常说,《孙子兵法》重视谋略,并经常引用孙子的名言“上兵伐谋”、“兵者诡道”等。确实,孙子是一位高明的谋略大师。但是,孙子更是一位务实的实力论者。在《孙子兵法》中,实力是第一位的,实力重于谋略。实力是基础,没有了实力,谋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已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九地》）。 王、霸的军队，在讨伐大国的时候，就能使其军民来不及动员集中；当强大的军事威力施加到敌国的头上时，就能使其他诸侯国不敢与其结交。因此，不必争着同天下诸侯结交，不必在各诸侯国培植自己的势力，只要发展、依靠自己的实力，将强大军威指向敌国，敌人的城邑就可以攻占，敌人的国都就可以毁坏。 “伐大国”的“伐”字，有以义除不义、以善除恶、以正除邪、以顺除逆的意思。“吊民伐罪”一词的出现和流行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管子说：“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管子·霸言》)即征伐他国时，举的必然是正义之旗，用兵必然有足够的强度和速度。正因为被伐的大国处在恶的、不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位，而又遇到强大的军事冲击力，所以“其众不满聚”——其军民之众集中不起来便是可以理解的了。这就是说，“霸王之兵”必须是正义之师。 “威加于敌，则其交不满合”——在强大的军事威力施加到敌国的头上时，就能使其他诸侯国不敢与其结交。这就表明，“霸王之兵”一定是威武之师。 孙子讲“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这正是“善争”的表现。之后才讲“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 在善争之后讲不争，这个不争显然是更高层次的争，是争得令敌人没办法与我争的争。所以， 贾林在注释这两句话时写道：“诸侯既惧，不得附聚，不敢合纵(即结盟)，我之知谋、威力有余，诸侯自归，何用养交之也。”贾林这个解释，还真地点出了“以不争而争”的神韵。“以不争而争”是建立在军力对比我占绝对优势的基础之上的。 在孙子之后，霸王成为中国哲学关注的问题。孟子对此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霸者是“以力服人”，王者则是“以德服人”。霸者不能使人心服，王者可以使人心悦诚服。用孟子对王霸的见解反观孙子的“霸王之兵”，其间包含着既要有“以力服人”的实力，又要有“以德服人”的境界，也就是说，“霸王之兵”不仅战斗力是一流的，而且道德水准也应是领先的。《管子·重会》有这样的话：“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六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叙述了霸王应有那些条件。 归结起来，“霸王之兵”，就是能够出国作战的正义之兵、威武之兵，是不仅能以力胜敌，而且能以德服人的军队。 实力原则之一：自助，求人不如求己。 孙子明确指出国防建设的重点首先不在于广结天下诸侯，也不必急于在敌对国家去培植自己的势力，当务之急在于发展自己的实力，形成“以镒称铢”、“以碫投卵”的实力优势。 孙子认为，只要有强大的实力，就可以做到“伐大国，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这样也就不必要结交联盟、仰仗别人的权势，而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威震诸侯，称霸于天下。显然，这是孙子称霸思想极端化的表现，自然是有不可取的一面。孙子极而言之的推论，不仅在当时多极鼎立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是在当今一超称霸的情况下，仅凭所谓超级强国的实力，为所欲为，也是一厢情愿的。然而，实力作为霸王之道的基础，则是勿庸回避的，前人说“弱国无外交”，正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宝贵教训。尤其是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强大的实力是赢得一切斗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易经》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说，讲述自助天助的道理，只有依靠自己、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力站稳了脚跟，才有可能获得外部力量的帮助。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不管是谁身上，都是靠不住的。有句老话说得好，“求人不如求己”，增强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它是做任何事的基础。 《易经》还有句话，说得更进了一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实力原则之二：实力是根本，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实力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国家安全、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没有国家的主权与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认为,我们除了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立场外,还必须用实力说话———从国家实力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他强调指出,国家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