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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权行为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一、绪论 2007年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巴士公司售票员朱玉琴掐死清华教授女儿案，被告朱玉琴被法院判处死缓，同时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该案民事赔偿部分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清华教授晏思贤夫妇认为巴士公司和出事车辆的司售人员以及朱玉琴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自己14岁的女儿惨死，向上述4被告索赔各项损失330余万元，其中精神损失费30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朱玉琴直接实施侵害行为致小晏死亡，车上其他的司乘人员未能及时制止，还拒不协助将小晏送往医院救治，对小晏形成了共同侵权，由于二人当时举动属职务行为，故巴士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最后，由北京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二审法院将一审判定的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改判为30万，成为当时国内最高的一笔精神损害赔偿金。 法院方面表示，本案之所以支持原告更高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原告晏教授夫妇因侵害行为遭受巨大的精神刺激，如老年丧女、亲眼目睹爱女被杀过程；二是侵害人的侵权手段和方式极其恶劣，严重破坏了人们对于社会正常秩序与善良风俗习惯的信心。 根据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法院的判决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原告晏教授夫妇由于原告的行为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不仅小晏的人身权益受到了侵害，晏教授夫妇心理上也受到重大打击，由此可见当时法院的判决是比较合理的，为社会带来的指引意义非同小可。正如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所指出的，法律是功能性的，只有当大众懂得哪些是法的功能时，大众才能很好地去使用法律，而法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法律功能的状况和结果。这一案件的判决理由和结果大体上涵盖了现代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 首先，它体现了文明社会普遍承认的尊重生命的价值取向。生命权是基本人权，也是公民最重要的民事权利之一。侵害生命权以受害人死亡为结果，因此其不能再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任何赔偿请求，真正的侵害后果要由另外一些人如近亲属来承担。这些人虽然不是受害人本人，但后者的死亡给前者带来了痛苦，由此对受害人的赔偿应该反射到其亲属那里，这就是法学理论上所谓的“精神损害的反射性赔偿”。对此，我国最高院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中有明确规定。 其次，它承认了补偿与惩罚并行不悖的人身损害赔偿功能。按照市场经济初期的形式正义观，人身损害赔偿采用同质补偿原则，即被告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就是填补原告的损失，赔偿的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而惩罚性赔偿则为传统的赔偿制度注入了新的理念，扩张了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据此，赔偿不仅具有补偿的性质，而且还兼有惩罚和威慑功能，尤其是对于那些故意以违反公序良俗方式实施的人身侵权行为，应当采用惩罚性赔偿，以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维护共同体的正义。 二、侵权行为中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内涵与构成要件 （一）侵权行为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在人身权或者某些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致使其人身利益或者财产利益受到损害并遭受精神痛苦时，受害人本人、本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给予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制度。一般而言，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人身权遭受非法侵害才可以要求赔偿。财产权遭受非法侵害也可能导致受害人精神方面的痛苦，但是，除非法律有特殊规定，这种痛苦不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遭受有形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而导致的精神损害；另一种情况是未遭受有形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而直接导致的精神损害。精神损害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积极的精神损害即受害人可以感知的精神痛苦；另一种是消极的精神损害即受害人无法感知的知觉丧失和心智丧失。精神痛苦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给予赔偿。所谓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一般认为，受害人死亡或者残疾，均可以认定其近亲属或者本人的精神痛苦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除此之外，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在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等人身权未遭受任何有形损害的前提下，受害人也可能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本身是一种无形的痛苦，无法确切计算和度量。但是不能因为精神损害无法确切计算和度量，就不给予赔偿。对精神损害给予救济，只能通过金钱等物质性赔偿，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 （二）侵权行为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1、存在违法行为 作为侵权行为中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文简称为《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为《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