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田“铁御史”与合肥“包青天”之比较.docVIP

车田“铁御史”与合肥“包青天”之比较 今湖北省通山县洪港镇车田，乃至过去燕厦片的大部分地方，古代叫做“上迁里”、“下迁里”。在南唐至两宋的四百来年中，这里曾出现一个显赫的世家——吴家。吴家曾四代为官，出过三朝御史、两位龙图，到南宋抗金时，又出现了一门虎将。其中，吴中复是北宋时期御史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在宋仁宗至和——嘉佑年间，吴中复因为两次弹劾当朝宰相，被皇上亲笔飞白书“铁御史”而举世皆知，名扬天下。 可是，自元朝民间关于包拯的说唱文学和清朝的关于包拯的戏剧兴起后，“包青天”便成了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青天大老爷”。而同为御史的吴中复的相关文献资料却渐渐散佚乃至几乎被历史湮没。 包公是民意代表，这点不可否认。但明年（公元2011年），刚好是吴中复诞辰一千周年。对比两人不同的历史待遇，难免叫人有“千年一叹”之感。我们若将《宋史》、《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吴中复传》和《包拯传》以及其它文献资料中相关词条对读，再对照《湖广通志》、《湖北人物志稿》、《兴国州志》、《阳新县志》以及《吴氏宗谱》的相关记载，可能会发现吴中复和包拯的人文价值各有千秋。 他们有许多相同点，比如，都敢谏直言、风节峻厉，而且同朝为官。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一、家庭的背景不同 包拯是合肥人，基本上可以算是平民出身；而吴中复则出身于当时的江南西道永兴军（今湖北阳新县内）上迁里的车田。虽然家在农村，但其家族祖人自唐玄宗到唐僖宗、唐昭宗，几代都是朝廷命官。其父吴举，南唐时曾镇守池阳，但“城陷，义不降宋”，且慷慨而言：“世禄李氏，国亡而死，职也。”一直到李煜鸩亡，宋高宗起用南唐义士、旧臣，吴举才肯仕于宋。吴中复即出生于这样的官宦之家。但不幸的是，他祖上几代都亲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造反、五代十囯等长时间的天下大乱，饱受动乱之苦。“存在决定意识”， 家庭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层面、方式、胆识也会不同。 二、御史的职位不同 自秦汉至清末，御史制度一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制度。所谓“御史”，就是专为皇上服务、听皇上使唤，用以驾驭群臣的言官，一般都精心挑选廉能笃实、直言敢谏的人担任。后来又分为常设机构的“御史台御史”和专门与皇帝商讨国家大事的“殿中侍御史”。 包拯是御史台御史，而吴中复进御史台后不久，宋仁宗便钦点他接任何郯的“殿中侍御史”。吴中复只小仁宗一岁。这时君臣二人都是四十多一点的人，年纪相仿，而且看问题的政治经验都已经成熟。吴中复在接任“殿中侍御史”后，实际上成了皇上的政治顾问，于是也有了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机会。吴中复与包拯在皇上面前议论国家大事、进言的职位不同，所起的作用自然也就不同。 三、言事的境界不同 从《宋史》和《人名大辞典》对两人的记载来看，包拯主要着眼于日常的民间的个案，如开封发洪水、陈州放粮等突发事件，既没有涉及到朝廷大臣，更没有论及有关朝政的制度建设。而吴中复则不同。刚任“殿中侍御史”，就碰到皇上想将正相与副相换位，但举棋不定。于是试探言官，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当时的主要宰相是文彦博这位老臣和曾经有效牵制契丹、扼控西夏的富弼。这两位都是庆历新政能臣，与范仲淹、韩琦都配合得很好。而任副相的贾昌朝、梁适又互相利用，想摇动富弼之位。富弼是何等人？梁适又是何等人呢？ 梁适，是一位长于吏治的名臣。从他祖父以来，也几代都是朝廷官员。梁适与其兄梁固都通晓法律，但贪而揽权。对此，其他御史早已经向皇上奏明。皇上就此人的去留征求大家意见，吴中复点到为止，皇上自然也明白此人不宜居相位。当仁宗问到“唐朝自天宝而后，治乱分，何也？”这么一个重大历史教训的问题时，吴中复当时就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侃侃而谈。他认为，唐朝在唐玄宗手上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一直到一厥难收的局面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对宰相之位选人不当。他指出，唐玄宗统治前期，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几位贤相帮助唐玄宗渡过了几道难关，使得唐朝在武则天手上引发的乱政得以转危为安，并开启了开元之治的盛世景象。可是后来，选拔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位奸臣为相，整个唐朝的形势急转直下。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造反、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两百多年。宰相乃是“六部”百官之首，一人之上，万人之下。选人好坏，极为重要。吴中复认为，梁适为人贪婪，不宜为相——“中复历引姚、璟、九龄、林甫、国忠以对，适罢”（《宋史·吴中复传》）。这便是他弹劾第一位宰相的经过。他并不是简单地从梁适个人问题入手，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理论上帮助宋仁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向天子提出的是一种为政的思路。 宋朝，从皇帝到大臣，甚至普通百姓，心理上最怕的是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的天下大乱重演，求安心理，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吸取历史教训，宋朝在选相问题上极为谨慎。从宋太祖时期起起用的赵普、曹彬、寇准、文彦博、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也的确勘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