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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及其影响常金仓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着重论述了“国家是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内容”，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欧洲最早的国家——雅典、罗马、德意志——产生的三种形式。他说：“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166页。后来，恩格斯对他的学说作了重要补充，他说：“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是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国家从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原因和它采取的表现形式是研究和理解国家理论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前者也许是各民族政治与文化中的共性，后者则是其个性；前者是国家产生的经济背景，后者则是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若干年来我们研究国家的形成及其政治行为时往往只强调它的共性而忽视其个性，只强调它的经济、阶级根源而忽视其文化根源，因此未能准确解释中国古代国家政治行为的独特表现形式。那么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采取了哪种形式?它对后世的政治发生过什么影响?　　　　一　　在世界各民族中，国家产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它有多少式样，从氏族社会到国家的出现都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必须在普通氏族成员中产生出一个或几个军事首长来，它是血缘组织以外公设的权力机关的代表，然后才能由这些军事首长渐次攘夺公共权力取代氏族组织。恩格斯指出，文明国家专制君主的前身就是史前部落的军事首领，他们在雅典叫做“巴赛勒斯”，在罗马叫做“勒克斯”，这时候社会已经在氏族、胞族、部落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而且产生了公设的权力机关“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军事首长。军事首长或者是由人民选举的，或者是由议事会或人民大会认可的，他们“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与世系无关。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别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0页。中国传说自黄帝至尧舜禹大约与希腊的英雄时代处于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间担任部落首领和联盟其他公职的有颛顼、帝喾、少■、四岳、稷(弃)、契、夔、伯益、皋陶等，但是除了“禅让”(选举)以外，我们很少知道这些部落首领是怎样被人民推戴拥立的。根据战国人的记载，他们最初是通过施舍赠财团结起民众从而成为首领的。《大戴礼记·五帝德》说帝喾“博施利物，不于其身……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文选·劝进表》注引《尹文子》说“尧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苍生”，《尸子·君治》说“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窦，俭(险)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孟子·万章》说尧传舜“历年多，施泽于民久”，而禹传益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益相禹“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周人在公刘时代尚处在氏族社会阶段，《诗·大雅·公刘》说公刘初迁至豳，设酒食团聚族党曰“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有些论者认为战国诸子述史前传说取舍各不相同，不过是借以宣扬各家的主张，但是我们如果再看看世界各地生活在氏族制度之下的初民的政治，很多现象与古代中国传说若合符节。　　道格拉斯·奥列弗报道说，所罗门群岛西瓦伊人的头人叫做“穆米”。西瓦伊青年一生的野心就是能成为穆米。起初，他必须比别人加倍努力地劳动，加倍努力地抑制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欲望，以此来生产和积蓄财富。他依靠妻子和近亲的帮助，倾其财举办一次“赠财宴会”，邀请同村甚至邻村的人尽情享受。如果第一次宴会成功，获得“慷慨施舍”的名声，他就会得到一些人的尊敬和支持。以后，他又建立起男子俱乐部，长期供男性追随者休息并无偿地给他们足够的食物。想做穆米而举行赠财宴会的人不可避免要遇到一些竞争者的挑战。当地挑战者如果有力量举办规模更大的宴会，而接受挑战的人无力举办一次起码同样豪奢的宴会作为回报，他就会名声堕地而失去做穆米的资格。所以一个立志要做穆米的人，必然终生辛劳，忍饥挨饿，并时时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