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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司马迁生命价值观比较(2008-06-24 23:09:48)转载▼标签： 生命价值观腐刑《史记》李陵教育分类： 备课材料 屈原遭受奸佞小人陷害，不愿苟活终至投江而死；司马迁遭受腐刑，却要“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最终著成《史记》。《屈原与司马迁生命价值观比较》为题写篇小论文。 博主之见: 两人对生命的理解似有不同之处：屈原选择了慷慨赴死，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但无论是生还是死，其实都是生命的形式，两个人对生命价值观的理解是有相似之处的。两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遭遇不平，满腔忧愤，他们都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抑郁忧愤之情，表现自己高洁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屈原用其一生，来饯行自己忠君爱国的诺言；用生命之躯，来维护自己“皓皓之白”而不使自己“蒙世之温蠖”；用“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来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不渝追求；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韧劲，来见证自己对真理的不懈求索精神。屈原虽在处境困顿之时，以投江结束生命向混沌的楚君臣抗议。而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选择的是忍辱负重，保留生命，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他的思想里，此时去死，是轻于鸿毛的，他要把未竟之著《史记》完成，让它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只有这样，死后才有意义，才能重于泰山。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之死，不无惋惜之意，但这并不影响司马迁对屈原精神的推崇和膜拜，也并不影响后人对屈原的崇敬。可以说，他们两人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厚而味重的精神大餐。 相关资料：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生于龙门，20岁外出考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初任郎中，后任太史令，得以博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和文献。在《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在公元前91年前后完成《史记》。 《史记》原名《太名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世纪（记历代帝王政迹）、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大事年月）、三十世家（记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功）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明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鲁迅更评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者司马迁景仰屈原的品格，和屈原一样，他遭遇不平，满腔悲愤，因而在记传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夹叙夹议的独特风格。 在司马迁看来，他与屈原有着类似的遭遇。他侍奉汉武帝，原来也受信任，他自己也“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力”为主上服务。不料在李陵事件上却受到极不公正的惩罚。他和李陵本无交情。李陵被俘投降时，他因李陵平素颇有“国士”之风，又因李陵被俘前，只凭五千人的兵力，就跟匈奴数十万兵力连战十余天，转战千余里，最后才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被俘，就揣想李陵也许是想暂时保全自己，然后再找机会报答汉朝。加上他又看不惯那满朝文武的丑态，当李陵未被俘以前，看到武帝高兴，就争着奉觞上寿，现在李陵投降，看到武帝恼怒，就又争说李陵的坏说，于是就想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这一来，就触怒了武帝，被下狱治罪，被处以腐刑。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受腐刑，这是极大的耻辰。他其所以还活着，是因为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著作，就如屈原被放流以后，发愤写出《离骚》一样。这就是他要在《屈原列传》中寄托自己政治幽愤的原因。 先哲对「人生命的价值」的主张 先秦诸子,虽未直接对「人的生命」的问题,提出探讨,但对於「人的价值」,早为各家所关注.「人生命的价值」推而广之就是「人的价值」.人类的价值,即人类在天地万物中间的位置.儒家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最有价值.孟子认为「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在於人具有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道家中老子也肯定人在天地万物中间的重要地位.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墨子认为人之所以有价值,在於「强从事」(努力从事生产劳动)与「强听治」(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关於人的个体的价值问题,相对於人的群体价值而言,先秦诸子对人的个体价值的争鸣,没有充分的探讨与重视.可以说淹没在对群体价值的论述之中.总括而言,先秦哲学论争是「天人」问题.到了汉代,哲学论争中心转移到宇宙论和形神问题,儒道皆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尤以常民文化中的民俗信仰,亦奠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