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一个母亲的尊严付费.docVIP

　 请为一个母亲的尊严付费 即便隔着薄薄的新闻纸，我依旧能够感受到那种窒息般的沉重：四十七岁的中年妇女李红在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当了四年的洗碗工。三个月前，她因留下了客人吃剩的一些废弃食物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补身体，被酒店以盗窃酒店财物为由开除了。新闻显示，李红每个月收入不到一千五百元，丈夫在南京另一家公司当保安，刚满二十二岁的儿子在南京上大学。 　　 一位母亲因为留剩菜被公司开除了，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群体——吃剩饭族：他们常年穿梭于大排档的餐桌间，每天靠吃别人的剩饭充饥。不同的只是，这位名叫李红的中年母亲是拿五星级酒店的剩菜给儿子“补身体”。正因为如此，酒店方称留下废弃食品即为盗窃的说法不堪一击：既然已经是废弃食物，也就是废品，那么每个人都有处理它们的权利，说其盗窃只是“欲加之罪”。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一位母亲要拿着五星级酒店的剩菜去给儿子增加营养？一方面，固然是缘于深沉的母爱；另一方面，“留下剩菜”之举更多的却是一个“小人物的无奈”，微薄的收入，却还要承担或显巨大的子女教育投入，艰难的生活中，母爱如何去表达？在工作的五星级酒店悄然留下一些剩菜，虽然看似令人心酸，却不失为“不坏的选择”。 　　 因为贫穷，因为割舍不了的血脉亲情，所以顾不得体面，类似的新闻已经不是第一次引发我们心中的波澜，却是殊途同归地在提醒着我们：在公众庸常的日子之外，在我们正常的想象之外，还有着太多“无枝可依”的人们，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有着无差别的尊严、温情和爱，却是实际上的弱势者。她们是妻子和母亲，当她们成为被羞辱与被伤害的人，围观者才会骤然发现，他们与“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乃至“教育压力”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 　　 为了防止贫穷的代际传递而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下一代教育投资，这或许是正常的事情；不正常的事情是，保障的难以获取成为持续的现象，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为惊人的群体鸿沟。母亲李红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类似断裂感的一次悲剧性展现：生于贫困之家，无更多外力的救济，生活的压力大过山，且难以获得发展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即便是为了表达最寻常的温情，也要以支付尊严和工作的代价来达到，试问，这是怎样的罪与罚？ 　　 观察一个社会的温度和可亲近感，总是能在弱势的小人物的命运中看得最真切。有谁愿意去过“不体面”的生活，谁不对生活抱有温情期待？一个母亲对待五星级酒店剩菜的行为以及她随后的遭遇，毫无疑问是需要被理解的贫困者的抉择。它也在反证式地告诉我们：尽管公民的整体福利附加处于提速的进程中，但仍然是不“眷顾”底层民众的。这种不“眷顾”是如此的冷漠，以至于一个平常的母亲不得不选择一种反文明的爱心方式。 　　 “留下剩菜”的母亲需要社会性的拯救。最后，不妨让我们重复一次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吧：1935年，纽约贫民区的法庭审理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在问及犯罪原由时，偷面包的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当时旁听的纽约市长站起身来，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十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五十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自己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身旁的公众，同样请为“留下剩菜”的母亲的尊严付费。只有远离制度性的冷漠，只有让人变得不再“绝对贫穷”，一个母亲的爱才能真正“体面 贪官“混账” 所谓“混账”，就是把“账”弄“混”，即一笔糊涂账。如今贪官颇多，抓出来的也挺多。很多法制报刊，都设了类似《忏悔录》这样的栏目，刊登贪官们的“忏悔”。我读了这些所谓“忏悔”，倒觉得贪官们不是忏悔，而是在胡说，是挺混账的。下面仅举典型一例。 　　 徐州一个女贪官，受贿四百余万。她在看守所“忏悔”，给自己算了“七笔账”。采访她的杂志记者在报道中说，女贪官的账“对执迷不悟的腐败干部是一个深深的警示”。可我觉得，不但“混账”女贪官的账没有算到根本上，记者先生所谓的“警示”，也是一个笑话。 　　 这个贪婪女人是如何“混账”的呢？ 　　 她算“政治账”，慨叹的是“自毁前程”，没有了以往的“令人尊敬、羡慕”和“前呼后拥”的风光。她算“经济账”，悲鸣的是“豪宅、专车、收入……化为乌有”。她算“名誉账”，是惋惜“没有了鲜花、掌声和社会地位”。她算“家庭账”，倒是算出了一点儿人情味，说她“愧为人母，没有给孩子带来健康向上的人生表率”，“愧为人妻，没有给丈夫带来平安幸福的家”，但仍然围绕着“自己的家”算账，反省不能说清醒。她算“亲情账”，哀叹的是没人和她“攀亲戚、套近乎”了，她不得不在大狱中与自己瞧不起的“社会渣滓”为伍。她算“自由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