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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化下的文学经典与商业利益的追逐 ——《歧路灯》的现代传播主题研究 孙振杰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1911年至1949年是《歧路灯》传播的第二时期，它的开始，是以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为标志的，是为《歧路灯》的现代传播时期。这一时期，《歧路灯》的传播主题渐趋多元，除了承续第一个传播时期“教育”、“淑世”的思想外，“商业利益”、“传统文化的复归”也成为了传播的主题元素。 关 键 词：歧路灯 传播主题 商业利益 引论：关于文学的传播主题 在本文中，“传播主题”是一个基本线索，鉴于此，我们需要先对其做一个界定。 文学的“传播主题”，是文学作品的作者或其它传播的实施者，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张扬或倡导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形成的社会舆论导向。在这里，“传播主题”并不等同于文学自身的主题，它只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当然，它会受文学主题的影响，有时候还能够和文学自身的主题交叉并行，但很多时候它与作品主题毫不相干。譬如明代出现并流行的“人情小说”，这类小说产生初期的传播主题便表现在人性的张扬上，这与当时的哲学潮流是一致的，也与小说自身的主题一致。但与此同时，另一种传播主题也在流行并逐渐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诲淫诲盗”，即认为“人情小说”的存在是社会风俗的大蛊，并因此对“人情小说”大加挞伐，有意阻碍这类小说的传播。很明显，这一价值取向是与小说自身的主题不一致的。除此之外，“人情小说”还有一个与小说主题更不相干的传播主题——商业利益。从古至今，总有人喜欢给“人情小说”冠上“孤本”或“禁书”的名号，这一称呼迎合了人们的某些情感需求或者生理需求，同时也赋予了“人情小说”新的传播主题，那就是商业利益的追逐。由此说来，文学的传播主题不仅与文学作品自身的文学主题不同，而且也时常因社会或传播者的需要而发生改变。因此，在文学批评领域里，文学的传播主题是文学之外的一种存在，它代表了一种外在于文学的批评意识。不过，在传播学里，并没有“传播主题”这一概念，在需要表达上面所说的这个意思的时候，传播学通常用“权威舆论指向”或者“传播流变”来表达，但这种表述不够精确，在表达意义时也不够简练。因此，在本文中，笔者造用1了“传播主题”这个概念。当然，这个概念是否恰当，尚待方家指点。 一、《歧路灯》民国时期的传播状况综述 1911年至1949年——亦即通常所说的民国时期，是《歧路灯》传播的第二时期，它的开始，是以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为标志的。从民国初年《李绿园先生家训》印出开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歧路灯》先后刊印3次，相关评述见诸记录的24人次。诸多信息显示，《歧路灯》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主题渐趋多元。根据传播主题的不同，我们将这一时期分做两个阶段：其一，从民国初年到1924年，主题是拯救文化，倡导儒家教育精神，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次挣扎；其二是从1927年到1949年，传播主题较为复杂，既有第一阶段即清代时期的教育淑世的精神，还有塑造文艺经典的学术追求，除此之外，商业利益的考量也非常明显。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传播，是《歧路灯》传播史上的一次伟大转变，正是有了这个阶段，《歧路灯》才日渐走出河南豫西乡村，走进了中国小说史，从一盏飘摇不定的孤村残烛渐渐变成了光耀四方的八角明灯了。 （一）民国初年的传播状况及主题倾向 民国初年开始的《歧路灯》传播并不是以小说《歧路灯》为传播主体的，而是借着其思想主干《李绿园先生家训》的声名开始进入现代传播世界的。 民国初年，清末宝丰拔贡、曾执教宝丰宋寨（李绿园老家）鱼山寺小学堂的郝延寅将《李绿园先生家训》交鲁山新民石印局印出。在卷首，他撰写了《李绿园先生传》及附识，文中说：“余尝假馆鱼陵，去先生故庐仅数武，因摩挲其寺碑墓碣，并采诸故老传闻，得其崖岸如右。至所著《歧路灯》一书，虽属小说，于世道人心确有稗益，仍拟多邀同志印行，以饷社会。”2尽管郝廷寅印行《歧路灯》愿望未能实现，但却是《歧路灯》借着现代传播技术宣传自己的历史性开端，是为《歧路灯》所做的一则广告。在郝廷寅所写的附识中，他依然固往地将小说的传播主题定位在了“稗益世道人心”之上，但尽管如此，由于现代传播手段的介入，《歧路灯》的现代传播序幕渐渐被拉开了。其后的1924年，热心读者张青莲、杨懋生、李仙园、寇谨斋、李献廷等人发动多人捐资105回本的《歧路灯》的风俗文化多样复杂具体地说, 整个国民的生活表现为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现代文明的成分。中国的芸芸众生是在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的生活方式下成长起来是封建生活方式的塑造者但随着清末最后一个皇帝被驱出皇宫随着西方文明和生活观念的不断涌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遭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事象尽管流过了漫长的历史也被无情地抛弃而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