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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女作家群”的历史建构曲线 文学评论 2010年第6期 内容提要　五四女作家群是一个被历史建构出的概念。从直观形态的数目曲线上看,20世纪30年代到50--70年代再到新时期以来,五四女作家群在文学史中经历了从多到少、从有到无的多次加减法。从意义价值曲线上考察,五四女作家群的精神面相在双重意义上被提纯,一是当代坐标系上的“政治净化”,二是现代坐标意义上的“精神纯化”,前者以“阶级分析论”构成了显在的扭曲,后者则以特定内涵的“五四时代精神”造成隐性的遮蔽。 　　与中国新文学史上很多旗号鲜明或后期追认的文学流派、作家群体不同,“五四女作家群”更近乎一种蕴含着深刻精神文化内容的文学现象,而且其后期历史建构性远大于原生态的自然生成性。从五四女作家以独异的风姿现身于新文坛到后来“进入”或“逸出”文学史,所经历的远非一个自然的历史选择淘汰过程,尤以在当代意识形态下的文学史重构中出现的震荡最大,但是这又并非是由所谓的“隔代写史”所带来的理性沉淀和自然调整,而是由政治的巨手所造成的翻云覆雨。无疑,五四女作家群的历史价值沉浮与整个新文学的“当代历史境遇”共命运,但除了由这一共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制造的价值波动曲线以外,还横贯着一条自现代以来便不断被深描的意义链条,即由内涵相对固定的“五四时代精神”所打造的价值准则。虽然这条线索也曾被意识形态的铁钳拗断,但终究又被接续,甚至成为破解此前政治铁律的密钥,从而更强化了它的历史正义性和阐释有效性。因此,五四女作家群的精神面相是在双重意义上被提纯的,一是当代坐标系上的“政治净化”,二是现代坐标意义上的“精神纯化”,前者是显在的扭曲,后者是隐性的遮蔽。 　　一　意识形态的加减法:数目形态下的五四女作家群 　　被五四的浪潮推拥出来的新文学女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集束的方式受到了文坛的瞩目。批评界对这些女作家互为参照的评介方式,使得这些曾经被散点透视的个体逐渐聚拢成一个群体,而且不仅仅再是纯粹时间意义上的集合,而是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精神及审美关联的整体群像。尽管彼时历史的积淀还没有最后完成,但这种带有时评性的综论已经奠定了“五四女作家群”的基本历史风貌。以当时出现的几部女作家论为例,黄英著《现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共论析了谢冰心、庐隐、陈衡哲、袁昌英、冯沅君、凌叔华、绿漪、白薇、丁玲等九位女作家;草野著《现代中国女作家》(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共评述了谢冰心、黄庐隐、绿漪、冯沅君、丁玲、黄白薇六位女作家;贺玉波著《中国现代女作家》(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论述了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绿漪、冯沅君、沉樱、陈学昭、白薇、陈衡哲等10位女作家…;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印行),辑录了当时文坛上对于丁玲、白薇、冰莹、沅君、绿漪、冰心、庐隐、陈衡哲、凌叔华等九位女作家的评述;对后来文学史影响深远的茅盾的作家论系列也出现在此一时期,其中包括《女作家丁玲》(1932年)、《庐隐论》(1934年)、《冰心论》(1934年)等。 　　能吸引批评家眼球的文学家及作品未必能进入文学史家的法眼,但是中国新文学的特殊性在于新文学倡导者们于短暂的十年后便开始了独立、系统造史的热望和行动。尽管同代人甚至当事人同步写史会带来“唐人选唐诗”的弊端,但是近距离关照也必然有着后来人无法还原的鲜活与生动。世称第一部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中国新文学史运动史》(王哲甫著,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印行)便对当时文坛知名女作家几乎采取了照单全收的方式,按照新诗、小说、戏剧门类分别介绍了谢冰心、庐隐、冯沅君、丁玲、陈衡哲、绿漪、凌叔华、谢冰莹、白薇、袁昌英、濮舜卿,共十一位女作家。稍后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十卷(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出版)被公认是对后世新文学史影响深巨的一项系统工程,但其权威性又是建基于编选者个性化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品味的,客观冷静的史家眼光与带有主观偏见的审美剪裁熔于一炉,体现在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女作家、作品的遴选上,尤为鲜明。大系统共收录了冰心、庐隐、沅君、凌叔华、濮舜卿等五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戏剧集导言中,洪深提及白薇的戏剧《琳丽》因未获得版权而未能收录)。大系《史料·索隐卷》中的作家小传中,共介绍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九位女作家:袁昌英、凌叔华、陈衡哲、陈学昭、冯沅君、黄白薇、黄庐隐、苏梅、谢冰心。比照大系与同时代出现的各种版本的当代女作家史论之间的区别,可以发现,正当红于文坛并受到茅盾、钱杏邮、鲁迅等人关注的丁玲和谢冰莹并没有进人大系,这种缺失恐怕并非由于编选者趣味的偏好,而是因为大系的编选者事先设定了一个相对严格的时间下线——1927年,致使二者被划在了线外。 　　如果不是站在某一史论家的立场而是把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