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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罪羊 [1] 一个生活在海外的美国青年，屁股上要挨恶毒的六鞭子，人们应该对此有很多的关注吗? 十八岁的迈克尔·费伊在新加坡犯了破坏公物罪 , 被判笞刑。人们对此案争来吵去，无止无休，使本来一个不幸的小插曲演变成一桩名副其实的国际事件，最后以美国总统出面调解而告终。报刊的社论有时把这个事件说得如同海伦被劫到特洛伊城一样，美国的自由之士亦极为震怒，甚至引起了一场关于东西方道德及美国法律与秩序的适当功能的大辩论。不过现在发生的可不是当年的特洛伊木马之战，因为木马在美国的城堡中。 [2]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正是新加坡想要达到的目的。人们是否应该关注迈克尔·费伊一一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尽管新加坡官员声称，此案引起如此关注，他们感到十分震惊，但他们明白，美国人所深深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诸多方面的思考：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把一种易擦洗的涂料喷到别人的汽车上，是否就该用沾湿的竹鞭在他屁股上狠狠抽上六下 ? 迅速有效的惩罚做到何种程度就会演变为折磨 ? 无法无天，自由无度的美国，在道德上有什么资格就人权问题对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说三道四 ? 这个李光耀一手缔造的干净整洁，富足殷实的城市国家难道不是文明和公民道德的楷模吗 ? [3] 这并非要和大家做二十问那样的游戏，不过确实也很难回答。笞刑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关注，而这些人可能从未听说过新加坡这个国家，甚至在地图上连东南亚和瑞典都分不清。个人权利和大多数人的权益如何平衡，这是美国国内一直激烈争论的问题。现在，费伊的笞刑又一次不可思议地使人们关注起这个问题。可怜的费伊成了当前这场争论的焦点。一方面，他要被施以重刑，卧床数日；另一方面，把新加坡作为判断任何其他社会一一尤其是观念纷杂的美国社会--的标准，也是毫无价值的。 [4] 首先 , 新加坡是一个岛国，严格限制移民。只须想象一下 , 如果罪犯充斥的洛杉矶 ( 人们有时把它和新加坡相比照 ) 没有了那些涌进大城市的命运潦倒、求财心切的亡命徒 , 会变得怎么样 ? 雅加达或上海 , 如果没有了那些涌入城市的财迷心窍的人 , 是不是也会平静得多 ? 另外 , 新加坡起初只是一块英国殖民地 , 要建成造船管理和金融中心。如今 , 它已是一个技术发达的国度 , 而且没有困扰大国的城市无限蔓延 , 农村贫困化的种种问题。可以把新加坡比作纽约曼哈顿自巴特利公园至九十六街的一片地区。它自成一统 , 自立共和 , 挂自己的国旗 , 有自己的军队 , 也有自己的移民政策。 [5] 即使没有政府的严格管治 , 新加坡也完全可能和现在差不多。现在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是 , 决定社会安宁和繁荣的主要是文化因素 --一种对身份、传统和价值的共识。李光耀建立的这个国家 , 居民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华裔 , 而华人文化是世界上最强调严以律己的文化之一。海外华人重视家庭、学识和勤奋 , 走到那里都兴旺发达。香港比新加坡要乱一些 , 但虽然没有这么严格的社会管治 , 也没有对破坏公物罪的笞刑 , 仍然十分安定、富庶。至于犯罪率 , 香港 1992 年每十万人有 1522 例违法事件；而新加坡是 1507 件。 [6] 那么美国的犯罪率如何呢 ? 不须问 , 与新加坡不同 , 美国正在寻求一种共同文化 , 力图同化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文化传统 , 建立一个兼收并蓄的社会。正如李光耀所批评的 , 对个人和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导致了法律体系中的弊病。美国社会并非如耸人听闻的大众媒介所描述的那样 , 乌七八糟、鬼魅横行。它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家庭生活的败落 , 而不是政府管理不力。对这种情况 , 几乎没有哪个社会能得意洋洋地冷眼旁观。旅游的便利 , 文化的交流 , 都使美国的经历正在变成全球的体验。 [7] 新加坡完全有资格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 , 这难道就意味着费伊必须遭受鞭笞之苦吗 ? 纽约《时代周刊》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说道 , 这绝妙的六鞭子一一正如他在一所英国公立 ( 应该是私立 ) 学校所尝过的那样一一可以治愈美国青年的一切顽疾。把费伊的笞刑和英国校长的体罚相提并论是荒唐的，但正如约翰·厄普代克曾经说过的 , 伊顿和哈罗公学的毕业生常常把跑车当成女人，把木棍当成母亲的吻。象新加坡这样的沾水竹条的抽打，是足以把犯人疼昏过去的。 [8] 显然 , 还没有那个新加坡人因为弄脏别人的物品而根据《破坏公物惩治法》遭到过惩罚。费伊事件说明 , 新加坡在东西方关于人权的日趋激烈的争论中 , 有意把费伊当成了一个焦点人物 , 尽管这个美国小伙子并不甘心情愿。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亚洲大国 , 都说美国无权批评它们同样是合法的价值观。日本同样强调大多数人的权益 , 香港亦然。然而日本和香港却都没用竹鞭下的鲜血去浇灌自己的经济繁荣之花。 另一条路(部分) 大约二十五年前，尼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