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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的徽派篆刻大师 黄士陵和遗世田黄印 黟山派（也有人称岭南派）创始人、徽派篆刻大师，堪称中国近代篆刻三鼎（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之一的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又作牧父、穆甫，号倦叟，倦游窠主，安徽黟县（古属徽州府，现为黄山市）黄村人。 黄士陵幼时即遭太平天国兵乱，家乡生灵涂炭，山河变色，黄士陵一家房屋被毁，家产被掠，父母亦因此相继去世。此时黄士陵才十四岁，为生活计，黄士陵带着弟弟黄厚甫，流寓江西南昌，悲悲切切地当了十几年“末枝游食之民”。 由于黄士陵自幼酷爱篆刻，天赋极高，“万物过眼即为我有”，自学成才，在南昌受到江西学政王鸣銮欣赏和宣扬，俨然已是名家。1882年三十四岁的黄士陵迁居广州，结识了广东印人刘高庆（字聘孙）等业界朋友，但真正给他带来人生转机的是二位权贵人物，这便是时住广州将军的满人长善（生卒不详）及其子志锐，长善父子对黄氏的印技极为赞赏。黄士陵也为其父子刻过多方印章，对黄士陵在广州的生活也十分关照。长善皆认为如果黄士陵能够去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的话，其艺术前途必定不可限量。一八八五年，在长善父子的推荐下，三十七岁的黄士陵终于成行，北上入“国子监”深造。 在北京国子监学习三年间，黄士陵得以广泛涉猎夏、商、周及秦汉金石文字，并向王懿荣、吴大徵等著名金石学家学技问道，还参与了续修鉴志，洗拓钟鼎铭文及重摹宋本《石鼓文》等工作。黄士陵在京师所见所习乃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八八七年于国子监肄业后，投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徵编纂金石书籍，如《十六金符斋印存》铃拓、《刘熊碑》重刻等工作。同时又以鬻书鬻印自给，对书画篆刻投入了毕生精力。 黄士陵印作注重“印外求印”，借鉴金文布白之神理，形成了于平整中见流动，在参差中求均衡的特点。在字法上，广撷博取三代秦汉文字，或假其形、或取其意，将汉隶及金文的一些单画形态合理而成功移植到缪篆中，增强了文字的表现力，丰富了篆刻艺术的字法语言。在刀法上，黄氏则以生辣、挺拔的长冲线条。印作重清淡，初看似乎平平，细品则意韵隽永。残破不是传统的原貌，仿汉也只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才是神品。印风成熟后的黄士陵强调印面形式美和兼容并包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至，在流派纷呈的清末印坛，古今交替之际以匠心独运的字法与章法独树一帜，在发现许多没有锈蚀玺印铸口如新，光洁挺拔，便进一步坚定了用刀爽利的主张，在“季度长年”一印中的边款中说：“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棒心而效之”（附图）。可见黄士陵早以确立自己的治印主张，并敢于挑战时敝，挑战敢于一般人所不敢的学识。尤为让人称道的是，他的边款内容大多是关于古文字学、印学和翰墨情宜的记录，词句隽永，耐人寻味。他在甲子一印的边款中说“甲字作‘十’，古钟鼎即是，然不免惊世骇俗，若从隶楷作‘甲’，又恐识者齿冷，宁骇俗毋齿冷……”这种古文字学，印学主强，在诸多边款中体现，在晚清印家中是独具风采，气格之高，无人能比。李尹桑（1880-1945）曾在易忠篆《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题记》说：“悲庵（赵之谦）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 黄士陵的篆刻艺术成就真是“高处不胜寒”。唯有真正的艺术，使黄士陵站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在当今印坛中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崇拜和追随，被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肯定，并被推定排名为中国近代篆刻家108将中的第一把交椅，当之无愧。吴昌顺、齐白石分别排为第二、第三把交椅。毋须“待五百年后定论”，历史留下的岁月痕迹只淌过160年的今天，对黄氏篆刻艺术和印学成就的认定已是声名鹊起，鸟音蛙鸣，有天下谁人不识君之势。 一生艺海飘零的黄士陵，思乡情结浓郁，在所刻的多枚印章中得到证实，如“家在黄山白岳之间”、“黟山人”、“黟山病叟”、“小桃源里人”等印。在“臣度上言”一印的边款中有“乙末夏四月，舟次歙东尾滩侔港”语，可知在1895年黄氏曾返黟县黄村，曾为南屏村的姻亲叶子嘉题写了“自强斋”匾额。第二年1896年刻下了边款《丙申八月 作呈山尗大人清鉴 古黟牧甫》的一颗质极优的田黄印，印语为《耆好与俗殊酸咸》见平淡而实超凡，足以评味人生，耐人寻味。再看这颗印面方寸之间是静中见动，拙中显巧，字古而貌新，意雅而形美，形成印面的绘画性效果（见图），无人能出其樊篱。 该印为兽钮，威武雄姿，栩栩如生，重533克，材幅9.3×5.6×5.6cm，是一颗被切割得非常规矩的四方形印，其材积浪费之大需四倍以上于原印材，该印之奢华可见一般，在寿山石中称得上是一颗硕大优质田黄印且不为过。该印的珍罕不仅在于硕大，让人震惊的是质地之优绝。印上部兽钮是稀少的白田，且白中有金彩点缀其中，无论是在日光和灯光下视之，通灵俗滴，光彩四溢荡漾，入手抚之觉欲化感。印体下部色鲜艳如新鲜蛋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