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现代性.docVIP

中国现代性的理性之思 内容摘要：不可抗拒的现代性，使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和重组，由此而产生了保守和激进等截然相反的态度和立场，并最终形成了激进与革命的主流话语。但历史经验与现实遭遇启示我们，审慎的理性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宽容 一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无疑起源于西方世界，时至今日，现代性早已越过欧美世界，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如马克思所言，国别史变成了世界史，中国也因此不可抗拒遭遇现代性。抛开各种纷芜繁杂的喧嚣话语而直面本身，可以，现代性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的接受。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因为西方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已经不可阻挡渗透进来。面对这“三千年来未有的变局”，中国传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已全然失去了应对的能力，从而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和重组。 从经济看，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然解体，新的经济结构仍然没有完全形成。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其成果举世瞩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的经济大国。但是，浮华之后，问题重重。有学者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归功于所谓的“后发优势”，也就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成果，实现飞跃式发展，而中国经济的成功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那些“后发优势”却没有看到“后发劣势”中国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缺乏现代经济内涵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高成本的运营中完成的，在科技上，我们很难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尤其严重的是，中国在经济改制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权贵经济”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与权力的结盟，由此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较为严重的贫富对垒，已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当务之急。由于中国当前的财富集中并非来源于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在国家权力干预下形成的资本垄断，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市场和国家之间界限分明，而中国现状是个“怪胎”，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其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博弈。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破了威权政治的局限，找到了体现政治正确本质的普遍民主之路。也就是说，扎根于宏大的儒家学说中道德而圣洁的视角已经解体，而代之以现代化所强调的世俗而功利的视角。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论证民主对于中国的益处，与之相应，民主早在世纪之初就成为了政治话语的主导形式。而对于整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的来说，民主话语一直发挥着主要的作用。然而，通过晚清时期的民本向民权的过度，早期共和主义者的宪政和市民社会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构想，这一系列关于民主这个“伟大观念”模式的变更，就不难发现，尽管民主已经成为政治建设的共识，但是，如何建设，依然是一个充满困扰的难解之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政治的变迁已经波及到经济、领域。旧的已经解构，新的尚未建成，整个中国不得不存在于暂时和变动之中，这与追求不变的形上冲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带给中国人久久难以平息的焦虑，“这即是说，实现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构成了中国人生存方式变革的核心环节和基本定位，‘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仍然是潜存于中国人生存方式中最为深层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触目可见。在一个尚未启蒙的，即使“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多么响亮，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罗马城不是在一个晚上建成的”。民主和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一个尚需努力的梦想。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目标是保障“主体自由”，也就是人权（human rights）问题，关键是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自治和他治关系，这在中国确实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现实中经常见诸报端的侵权事件、腐败案件，不由得使人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忧心忡忡：传统的教化式政治显然难以实现民主自由的理想，因为“历史告诉人们，在一种仅以单一的伦理价值取向为主导为背景的社会中，专制与群氓、高度的政治集权与无政府的个人放纵不惟互相冲突，反而恰恰可携手并进而结为同盟”。新的民主制度的，因为的政治文化似乎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是一片空白，而缺乏自由文化土壤的制度建设。有学者批判现在学术有“文化逃避”的倾向，认为从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热、文化讨论、人文思潮，与经济、政治等坚实而关键的要素相比，文化只是不敢面对现实的文人自言自语的阵地，对社会变革最是可有可无的因素，就好比在人腹部“脂肪”上跳舞或搔痒，是懦弱的逃避，无聊的自恋与炫耀，不光彩的献媚。这一奚落的确一针见血，“脂肪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确存在，但是因此而否定文化研究确实值得商榷。韦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就是脱神入俗世俗化导致宗教统治的瓦解，“上帝死了”（God is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