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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基础 《尚书》浅谈 一、《尚书》之名与古代史官传统 “尚”是上代的意思，“书”就是历史简册，用现代的话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古之王者世有史民，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动，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汉书·艺文志》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礼记·玉藻》 一、《尚书》之名与古代史官传统 左史、右名之名，不见于《周官》。惟《礼记·玉藻》及《汉书·艺文志》有之。而两书称其分记言动，已各异辞，不足以为典要......盖左史、右史，乃古者记事之虚号，非史官之实称。当时之实官，则内史、大史是矣。以其常在人君之左右，故或称左史、右史耳。《大戴礼记·盛德》篇云：“内史、大史，左右手也。”证之《周礼》所云：“内史掌书王命”，则固记言之任也。“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则固记事之任也。二者之相辅以成，如左右手之相须为用。后人不解《盛德》篇左、右手之义，乃据《玉藻》、《汉志》，以为古代实有左史、右史之专官，误矣。 ——吕思勉《史通平议》卷五 吕思勉先生像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将吕思勉、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 一、《尚书》之名与古代史官传统 当时左右的史官分别用竹简记“言”和记“事”，记“言”，就成为上面所说的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保存下来的就是《尚书》，记“事”，就成为编年大事记，保存下来的是《春秋》，后来还发现了《竹书纪年》。 一、《尚书》之名与古代史官传统 《尚书?多士》记周灭商后，商遗民不服，周公就对他们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是说商的上代传下来的典册（即竹简，“典”是放在架上的竹简，“册”是绳子编连着的竹简）里，记载着商汤革掉夏命的事，说明周革商命，是有你们祖宗的先例可援的，你们也就用不着怨恨周人了。由这就可知商代史宫的记载到周初还存在。 《墨子?贵义》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说明当时存在的《书》确实还不少，周公掌握了它们，所以很熟悉商代史事。 徐悲鸿作品：《奚我后》。 ——故事取材于《尚书·仲虺之诰》：“奚我后,后来其苏。” 讲述商汤征伐天下，驱除夏桀暴政，天下百姓争相欢迎，亟盼其到来的心情。 二、《尚书》传授与儒家思想体系 古代史官虽然记下了大量史书，却又遭到了大量的毁坏。加上统治者有意的破坏，如《孟子?万章下》所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六国年表》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这就使古代历史文献受到很大摧残，能传下来的就很少了。 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学术繁荣时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拿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因而都设法搜集古代文献史料，于是百不存一的古代的《书》，也就被先秦学者搜集了一些。 同名画作《伏生授经图》。左唐王維作，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右明杜堇作，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二、《尚书》传授与儒家思想体系 战国时儒家的课程原是“诗。书、礼、乐”四项，《礼》、《乐》只是他们经常在讲堂外排练的实习课，因此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两种。可以说《诗》是他们的文学课本，《书》是他们的历史课本。到孟子、荀子时的儒家课程中加上了《春秋》，成为五种；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占卜用的《易》，成为六种，合称“六艺”。 原来作为古史文献《尚书》，便成为儒家所宣扬的“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及周公、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圣典，尊为《书经》，儒家所倡导的“道统”就靠这部《书经》坚实地树立下来，成了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 二、《尚书》传授与儒家思想体系 战国时各家利用旧文献，只是要求为自己的学说服务，适合自己的，自然正好利用；没有完全适合的，则可以改造，甚或索性自己来编造。《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于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儒家就编造了作为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前两篇就是儒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古代固有的历史提出；后一篇《禹贡》原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是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家关于亚洲东部地理的一部科学杰作，可是儒家却拿它来作了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把这三篇和《甘誓》同商、周两代的《书》配起来，儒家的古史系统就结构完备了，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就有文本可做凭据了。 三、今古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 汉代的这部经书，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乱才传下来的。他从屋壁里取出时，竹简又断烂了不少，经过拼凑整理，只存得下列二十八篇； 1、《虞书》、《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2、《商书》：《汤誓》、《盘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