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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若干问题刍议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强调控辩对抗和社会利益而相对忽视被害人利益的缺憾，通过将受害人意志引入司法程序之中，使受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提高，为当事人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有利于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化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关系，建构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贯穿了侦查、起诉和审判诸环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有权进行刑事和解的工作，在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定和解协议书。这一规定为刑事和解的具体展开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由于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诉讼任务，不同机关的刑事和解工作之间是何种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分析，而就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享有制度来看，其中也不乏需进一步完善之处。从审判中心主义出发，明确法院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厘清法院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探寻法院刑事和解的支撑制度，对于刑事和解的司法运行无疑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刑事和解中法院的地位?　法院在刑事和解制度中的地位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可以从审判中心主义和诉讼阶段论等不同的视角加以解读。审判中心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一条基本刑事司法准则。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审判程序是中心，法庭审理阶段是调查案件事实的重心所在，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刑事任问题。侦查、起诉都只是审判前程序的准备阶段，并且应当接受居中司法权的审查。与审判中心主义相对应的是诉讼阶段论。此种理论主张，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划分为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几个重要的诉讼阶段，它们各自都有独立的诉讼程序和诉讼任务，这几个诉讼阶段是相互平行的关系，都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它们的诉讼地位并没有高低之分，审判只不过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阶段而已。[1]?　刑事和解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2]在刑事和解进行过程中，究竟是从诉讼阶段的角度还是从审判中心的角度来看待刑事和解，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如果采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那么审判前阶段对于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就仅仅意味着其仍旧是审判程序的准备，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等仍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反之，若是采用诉讼阶段论，审判前阶段的刑事和解就具有较高程度的确定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这些条文虽然对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及其不同机关对刑事和解处理的权限作了初步规定，但法院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如何却没有予以明确回应。笔者认为，从审判中心主义出发，法院理应在刑事诉讼刑事和解中发挥主体作用。?　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准则决定了法院必须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刑事司法基本准则是人们在处理犯罪与刑罚问题上的经验结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为代表的国际公约文件提供了刑事司法一般准则的范本。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任何人均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判”以及“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等规定，都将审判置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地位。刑事和解虽然引入了被害人的意愿，但仍涉及犯罪行为的定罪与处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中心地位仍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一向具有的“侦查中心主义”的不足，[3]强调刑事和解中审判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防范刑事诉讼流水作业方式对被害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造成不当损害的必要手段。为实现这一目的，也有要从审判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刑事和解的制度设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规定，“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主持制作的和解协议书，当事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的，予以确认，无需重新制作和解协议书；和解不具有自愿性、合法性的，应当认定无效。和解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双方当事人重新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主持制作新的和解协议书。”这一规定立足于当事人利益保护的需要，在当事人有异议时，启动司法审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