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的研究述评.docVIP

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100037) ? 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发表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达到160余篇。研究范围广泛，尤其是有关商业、贸易、城市、货币、市场受到较多地关注．虽然重复、应景之作仍占相当多的篇幅，但是也不乏具有新视角、新方法的力作。由湖北大学主办的“唐宋经济史高层研讨会”围绕葛金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一一“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经济政策转轨的互动关系”。就唐宋变革期诸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华蓥市政府与中国宋史研究会联合主办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安丙学术研讨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了“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讨会”，两次会议与会代表亦提交近30篇有关辽宋夏金经济史的论文。现据笔者所见，作如下评述。 总论 袁冬梅认为导致两宋积弱积贫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在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文化的催生，更重要的原因是宋人重义轻利的财富观影响。对此，李裕民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自从钱穆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相比宋朝都不贫，甚至还富一些。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李晓认为宋代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普遍以兼业的方式从事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小商业经营、小雇佣劳动，其家庭经济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合式单元，从而出现了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史锦梅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在宋朝茶叶生产中的表现，并分析未能顺利成长的原因。 区域经济 张国庆认为辽代中后期的农耕区域有很大变化，农业经济的繁荣，对辽代社会的进步及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中效认为宋代蜀道畅达交通，开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吴擎华认为四川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地位，宋朝在该地区实施了多种特殊的经济政策，从而促使四川经济演生出特殊的发展道路。郎国华从人口、农业、矿冶、盐业等人手，对宋代广东在全国所处经济地位的变化加以考察。李倩认为元代汉水流域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其重要因素是因为农业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商品流转。蓝武认为元政府的重农政策和措施、人口增长以及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等因素，促使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农牧业、土地、水利 孟庆山认为契丹民族对发展了自己的畜牧业、农业，建立了以牧业、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作了考察。张志勇指出辽金统治者在长期的渔猎活动过程中认识到滥猎滥捕的危害，并产生了“珍爱物命”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李新贵结合西夏时期干旱、寒冷的气候，草原、荒漠的植被，对其牧业经济若干要素进行了考察。刘复生指出唐宋之际，中国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这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是认识宋代社会的基础，宋代社会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高楠认为宋代社会的私有田宅交易中，围绕亲邻法出现的田宅纠纷在宋代的经济矛盾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李爱军认为在北宋时期利用占城稻的耐旱特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了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并为以后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沈慧认为宋代是湖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方铁指出蒙元享国虽仅百年，却是云南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瞿大风认为随着元朝在北方统治的逐步稳定与人口增加，山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恢复发展。 王尚义、任世芳应用水患频率5年滑动平均数法，分析了唐、五代至北宋510年的黄河下游水患发展过程。并指出党项等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及黄土高原北部的传统放牧活动，才是土壤荒漠化和下游水患加剧的根本原因。王红、周志贞认为导洛通汴工程的开通使汴渠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开创了中国运河史上以水治沙的先河。陈广恩认为元代开发黄河取得了很大成就。 人口、家庭 韩茂莉认为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与人口数额、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徐东升认为(中书备对)所载政区为熙宁十年(1077)之制，因此其户口年代也应是熙宁十年(1077)。郑维宽针对官方统计数的缺漏，对宋代广西几个时期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估算。史金波对新发现的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进行译释，首次展示出西夏户籍的面貌。陈国灿指出南宋时期，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市镇居民的社会结构也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温海清通过对于元代(延祐四明志)所载盐课额数的分析，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人点，证明《元史·地理志》所载区域户口数据的不可靠。宋乾、宋艳玲论述了宋政府针对略卖人口犯罪行为制定法律，颁布勅令、诏书进行严厉打击，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对被解救人员的安置工作。李小红认为宋代南方不少家庭“计产育子”的生育观念和行为，说明传统中国家庭并非一味追求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