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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辩律师的执业困境分析与改善路径 摘 要：刑事辩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水平，其价值在于对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尊重与保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以及阅卷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对导致刑辩律师执业困境的原因进行剖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该困境的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关键词：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 近日，继”李庄案”之后，”北海事件”中的四律师”伪证罪”再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四名律师因替犯罪嫌疑人刑事辩护涉嫌”辩护人伪证罪”而被逮捕，逮捕人数之多为全国首次。从”李庄案”到”北海四律师案”，律师的执业环境令人堪忧。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中国的律师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改革转轨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利于律师业甚至制约律师业健康发展的因素，如律师辩护的风险大，回报少，辩护难，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缺失、个别司法机关的执法不公效率低下对律师业的制约等。 一、问题的展现 2011年1月28日，北海四名律师杨在新、杨忠汉、罗思方、梁武诚在代理一起故意伤害案的过程中因教唆、引诱当事人和证人作伪证，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已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6月13日，北海市公安局依法对杨在新、杨忠汉、罗思方、梁武诚四人实施拘传。同日，对杨在新、杨忠汉依法实施刑事拘留，对罗思方、梁武诚两人实施监视居住。6月29日，杨在新律师被逮捕，其他三名律师取保候审而释放。由于证据不足，指控四律师伪证罪罪名不能成立，经多次延期审理，本案已于11月14日庭审完毕，暂未宣判。 据不完全统计，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几年里，有百余名律师因从事刑事业务而锒铛入狱，蒙冤受屈，事后又证明大部分人是被冤枉的，是受到了职业报复。[1]据全国律师协会刑辩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介绍，在西部某省，法院刑事案件快速增加，2008年为12235件，2009年为12887件，2010年为13547件。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数量却逐年减少。调查发现，这个省刑事案件的代理率为12%。即100个刑事案件当事人中只有12人聘请了律师。究其原因在于，刑事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风险太大且回报小，辩护难度大且作用小，甚至在执业过程中，人身权利将受到侵害，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难 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然后，实践中却不容乐观，律师在代理刑事案件要求会见当事人时经常被监听，或者不合理地限制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时间和次数，或者以各种理由为借口，直接剥夺律师会见的权利，甚至有的要求律师安检，反复搜身，最后像对待犯人一样抽下腰带提着裤子接受检查，最终未能会见。 （二）调查取证难 调查取证权时法律赋予律师的核心权力之一，对于律师正常的开展辩护工作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的追究。”《刑事诉讼法》第37条又规定：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相关的材料，或者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对比上述法条可以发现，辩护律师只有经过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以调查取证，而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向个人和单位调查取证，个人和单位必须予以配合。由于相关单位和证人担心受到牵累，不愿意向律师提供证据，辩护律师又没有要求其提供证据的强制力，致使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 （三）阅卷难 《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辩护律师只有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才能对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进行查阅、摘抄、复制，而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没有权力进行对相关材料进行查阅、摘抄、复制的权力，在实践中，公诉机关仅仅只是有选择地向法院提交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律师常常看到的也只是一些程序性的诉讼文书，即使进入了审判阶段，所接触的也只是一些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其他的重要证据材料很难见到，再加上取证方面的困难，辩护律师更加无法客观、全面地了解案情，而影响了辩护意见的真实性。 二、刑辩律师执业困境的原因 刑事辩护是律师最基础、最传统的业务。从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