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律师执业环境现状及执业权利的保护.docVIP

律师执业环境及执业权利的保护 近年来，律师执业环境虽然逐渐在加以改善，但总体上来说，律师执业环境恶化，执业环境保护不力。主要表现为： 一、律师的社会地位低。律师能够参政、议政的机会、人数很少。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限制多于保障，律师法对律师执业授权性的规范只有寥寥数条，而涉及律师权利限制、律师义务以及律师法律责任的义务性、禁止性条款却占了一半以上，权利与义务明显失衡。另外，从社会和民众反映来看，认为律师“是在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不在少数。这种看法严重降低了律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 二、律师的司法地位弱。从律师从事代理司法实践来看，在庭审中代理律师常常会受到一些法官不正常不合法的压制。从刑事辩护来看，当律师们以“犯罪分子”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刑事诉讼而与法官和检查官分庭抗礼的时候，他们便将对犯罪分子的态度也部分地转移到了律师的身上，认为律师的辩护不是在追求和实现法律的正义，而是对法院的审理和裁判制造麻烦，对裁判案件制造障碍，使得法官与检察官沆瀣一气，对律师的正常辩护行为予以压制。此外，一些案件承办人员没有职业道德，对律师参与活动具有抵触情绪，有的甚至当着当事人的面诋毁律师。比如：“你请的律师就这种水平，还想打赢官司？”等等，损害了律师的威信。 三、律师的执业风险大。律师因受人之托介入诉讼，争辩曲直，横议是非，自然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其中包括来自当事人的人身威胁和来自官方的指责。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遇到的执业危险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司法机关。刑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于是，在办理千差万别的刑事案件中，稍有不慎（尤其是在惹恼司法人员的情况下），就会陷入涉嫌犯罪的万丈深渊。再加上个别机关“老大”思想作怪，一旦律师辩护对其不利，特别是在律师会见后，证人、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他们便怀疑是律师指使的，立即中止原案的审理，不论证据真实如何，事实清楚没有，先关起来再说，定不了伪证罪，再定其它罪。律师执业中涉及的罪名也不断增多。新刑法实施以来，306条对律师依法执业行为威胁仍然很大，在维权案件中所占比例最高。而一些律师执业中从未涉及的罪名不断增多，如：“泄露国家秘密罪”、“偷税罪”都有发生，律师界对此反响很大。律师执业的大环境亦日趋复杂，律师的工作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律师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被当事人或一些机构非法拘禁、绑架的案件较多，有的手段十分恶劣。 四、律师调查取证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不充分，部分调查取证权依附于其他法律共同体。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诉法也作了相似的规定。这些规定意味着，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律师就无法调查与案件或法律事务相关的证据和情况，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加之我国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中一贯有屈死不打官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人们对案件和法律事务，唯恐避之不及，谁愿意卷入诉讼纠纷漩涡之中？这样一来，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很难充分得到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作为辩护人与检察人员形成控辩对立的双方，从控辩不同的角度出发达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目的。但在控辩过程中，双方为履行职责，难免激烈争论，观点对立，相持不下，这就需要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这实际上是将律师应有的调查取证权变为“申请权”，转化为”经“控方同意才能收集的附条件调查取证权，使辩方依附于控方，从形式上讲显然不合理，从地位上讲明显不对等，从结果上讲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作为控方的检察人员对辩护的意见出于本能地防范，有的连已收集到的情节轻的证据都不提交，怎么可能让其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收集不利于控方的证据呢？二是一些部门对律师调查取证限制过多，甚至设置一些不合理的条件导致律师无法取证。比如，一些部门只对公检法机关开放，不提供律师查询。如税务、规划、环保、卫生、建设等部门视律师的调查取证如临大敌。这些行政机关所掌握的一些信息资源，本就应该向社会公开，为全社会共享，但却以秘密为由加以保密。税务机关掌握着纳税人的纳税资料，但几乎所有的税务机关都拒绝律师查询。金融、保险等企业拒绝律师查询，只对公检法机关开放查询。即便允许律师查询，也只开放部分资料查询。一些地方的电信部门对律师查询电信资料的情况普遍保守，部分地方只开放固定电话资料查询，而移动电话资料只对公检法机关而不对律师开放查询；较多地方常以内部规定需经领导审批拖延办理，随意处理对待；更多地方一概不予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