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讲义.doc

《哲学的贫困》（1847年） 一、写作背景介绍 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是《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揭露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它主要阐述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不可避免性，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途径。概括起来说，这两部著作主要是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5日致信普鲁东，邀请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通讯组织，并请普鲁东担任该组织在巴黎的通讯工作。可是，普鲁东当月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社会主义者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当然，他是在承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用稳火式的改良来医治资本主义。同时，普鲁东明确表示愿意同马克思进行不同观点的讨论。普鲁东在给马克思回信的时候，他的新著《贫困的哲学》已经要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普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即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他真是以神性的名义在拯救世界。 　　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普鲁东的理论出发点不再从人出发的公正，而是与上帝等质的“无人身理性”。普鲁东不是从黑格尔绝对理念背后的神正论复归于人，而是从现实走向神学。这是大前提上的背道而驰。开篇之初，他就声称：“社会历史无非是上帝观念的一个长期的‘确定’，一个人类命运的逐步启示”。不过，与古代的那种认识不同，普鲁东是通过“科学理性”来确认的神性，并将这种神学的假设作为他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如果人的劳动是上帝创世的继续，那么，普鲁东的理论就是在现实中“替天行道”。显然，普鲁东的这种理论前提足以说明他对当时欧洲哲学特别是对基督教文化之批判的寡闻。 　　如果说在《什么是所有制》一书中，普鲁东的理论基础还是法哲学，兼有一些经过中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主要是不准确的劳动价值论）。那么，《贫困的哲学》倒真的是他第一次投入经济学理论。普鲁东对经济学的理论定位也是有意思的。他明确说明，经济学是一种新的哲学。 “经济科学依我来看是形而上学的客观形式和实现”。谁研究劳动和交换的定律，谁就是真正的、专门的形而上学者。这是“一种富有逻辑性的科学或是一种富有具体性的形而上学，根本改变了过去哲学的各项基础”。这显然是一笔糊涂帐。因为，如果在黑格尔那里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经济现实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实际上是绝对观念的历史实现的一个现代高点，可普鲁东的头脑就没有那么清楚了：“社会经济的全部历史都写在哲学家的著作里”。 “在经济学家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它就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们看来，情形正相反，事实决不是有形物，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形物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在费尔巴哈以后的这种极简单而粗糙的显性唯心主义文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可这却是普鲁东用哲学来教训贫困的经济学家的法宝。 　　在第一章中，普鲁东同时反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和交换已经自发地普遍地组织起来，政治经济学给了这个组织的基本原理，并以人权维护这个社会的运转；而社会主义则认为这个组织是产生出罪恶、压迫和贫困的根源，因而它必然是“过渡性质的”。一是完全肯定，二是彻底推翻的否定。普鲁东的立场是想说明，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社会科学”，因为它说明了社会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即规律。这应该是一种研究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和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将是一筹莫展”。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看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非批判性，因此社会主义必然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中这就表现为资本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二元对立。普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是极端和片面的，高明的他要第三个原则：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的协调原则。即承认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但纠正它的错误，“使事实与权利协调起来”，从而得到“秩序”。 　　第二章是普鲁东用哲学对经济学的“拯救性”讨论。讨论围绕着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价值理论而展开。普鲁东直接提出，“价值主要地是显示出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性交换，再联系到它的天然状态才能形成它的功用，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概念”。价值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是交换的必要条件，去掉交换使用即等于零。普鲁东发现这是一对客观矛盾，并且，“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性质”。在他眼里，过去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理论上的弱智，他们只能直观地看到经济学中的正题或者反题。这是由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