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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入学限制放不开，根在功利教育观 由于小学入学严格录取“8月31日以前出生”的满6周岁的孩子，不少9月以后出生的儿童成为幼儿园“复读生”。河北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沧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吕铁元呼吁，放宽小学生入学年龄，可改为按入学年减去出生年等于6就可以上小学。 　　我国儿童入学出生日期限制不但制造幼儿园“复读生”，还制造了提前剖腹产子等社会怪象。其实，按照吕铁元委员的建议，家长还是会焦虑：如果12月31日出生也可入学，晚一天出生的咋就不能入学?同样的，剖腹产高峰也不会消失，只是从8月31日之前换到12月31日之前。 　　关于调整我国儿童入学年龄限制的建议，早在10多年前的地方两会上就出现了，比较集中的建议是，对儿童实行“弹性入学”，最早五岁最迟七八岁，由监护人根据孩子的心智发育情况来决定。这是比入学年减出生年更人性化的措施，贴合孩子身心成长有早有晚的实际情况。但弹性入学并没有被采纳。因为，在中国实行“弹性入学”看来很难。难点不在教育资源上，学位需求的变化，只要教育部门做好规划，完全可以应对。问题在于，如果实行“弹性入学”，多数家长会让孩子提前入学，而不是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入学。在家长疯狂到“剖腹产”让孩子提前入学的情况下，要求家长理性选择孩子入学时间，难度可想而知。 　　家长的“不理性”，根源在于“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意识。当前，我国的教育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之下，已异化为竞技教育，就是把所有学生纳入一个跑道竞争，为让孩子赢得先机，很多家长让孩子早学、多学。这让孩子过早陷入沉重的学业负担中。 　　要让“弹性入学”变得可行，必须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实行多元评价。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实行“弹性入学”，就因实行多元评价，尤其是大学，并不以单一分数标准选拔学生，这给学生的个性、兴趣发展预留了空间，也让每个家长，更关注孩子个体的需求，而不是把自己的意识强加到孩子身上。 　　对我国的教育问题，必须有系统思维。只改局部而不针对系统性问题进行改革，很难起到多大效果。近年来，我国做了不少局部教育改革，比如教材改革、课程改革，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改革之后，学生的学业压力没减轻，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也没多大改观。如果没有针对评价体系动真格的改革，家长们“不输在起跑线”的观念就难消除。 征信体系不能仅仅为权力“加持” 　　这样的征信系统，说到底是对用户或者公民权利的一种制约性规定，实质也是对电力公司一方权力的加重。对公民失信行为如何认定，更是关涉公民权利的重大事务，因此要慎重以待。 　　如果忘记交电费对你来说是一件常有的事，那么以后一定要注意了。据报道，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规定，从本月起，在12个月内有两次及以上逾期交纳电费、违约窃电等失信行为的用户，今后贷款、办签证等都会受影响。其实，对杭州地区的电力用户来说，这项规定从去年5月就已开始实施了。但从今年开始，该规定的实施范围已经扩大到全省电力用户。 　　我倒不是说将征信体系引入交电费工作十分不该，但我的确想了解一个问题，在某一领域引入征信体系应有的程序是什么?比如，要不要经过社会咨询、民主论证，要不要经过类似立法所必经的程序?从浙江的做法看来，似乎就是电力公司单方面觉得“此计甚好”， 　　便将征信用于收缴电费上，成了行业性的“规定”。另外，我也想了解的是，到底何种行为应当受到失信认定的处罚?就浙江电力公司的规定来看，似乎仍是他们单方面给出的答案。 　　对于电力公司而言，引入征信体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征信系统，说到底是对用户或者公民权利的一种制约性规定，实质也是对电力公司一方权力的加重。用电交费固然是天经地义，但毕竟这事涉一个垄断性国企与普通用户之间的关系，也事涉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很微妙难言，征信系统却偏偏还要为处于强势的一方进行权力“加持”，而将二者的关系弄得更加微妙难言。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对凡属“麻烦”的事情，都迫不及待地想把它们纳入征信系统。比如，在杭州地铁逃票也将成个人信用“污点”，深圳行人闯红灯及福建业主拒缴物业费的行为，都拟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从此来看，把什么都与个人征信系统绑到一起，俨然成为当下公共管理的一大特色，一个“路径依赖”。但我总隐约觉得，它们的意图并不是为了整体的社会信用建设，而仅仅是为了给自身扩权。 　　从现实看，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确有必要，我也从不反对征信系统的建立与完善。我反对的只是以征信的名义来扩大强势者的权力，而进一步压缩公民的权利空间。就以去年11月新的《福建物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拟将业主拒缴物业费行为纳入征信系统为例。本来对于业主来说，必然是为其享受到的服务而付费，反之则拒缴。这也使得物业费本身有了一种权利的属性。但一旦与征信相绑，这种权利属性则不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