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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隐喻：田园剧与狂想曲 ——析霍桑《福谷传奇》中的文化哲学思想 吉梅玉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710061） 摘 要：《福谷传奇》是霍桑以1840年代布鲁克农场为原型，采用承袭欧洲文学中的传统田园剧“曲调”，谱写的一首探寻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狂想曲”。小说以独特的审美观、敏锐的洞察力以及隐喻的手法，诠释了科学技术进步对自然的征服进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反思工业文明给人造成的影响。同时，小说也折射出作家表达美国政治和经济的特殊话语方式 Nathaniel Hawthorne 的新英格兰三部曲之一。小说以1840年代的新英格兰历史或现实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内心苦闷”、意欲改变现状的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起一个平等、合作、自由的乌托邦式社会理想模式， 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小说于1852年首次出版，或许是由于被其传世名篇《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的光环所掩盖，该小说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及《红字》。而且，评论界对此也是褒贬不一，有质疑亦有赞誉。譬如，美国文学大师爱默生认为，这个故事因为写得“凄凄惨惨”而“令人不悦”，但是美国现实主义旗手豪威尔斯则认为它是一部“令人心跳的自然主义”之作。[1] 该小说取材于由乔治?里普利创建的乌托邦实验基地——布鲁克农场 Brook Farm 。对于小说的创作，作家虽不否认自己“头脑中有这样一个村社”，但却极力否认小说与布鲁克农场之间存有直接关联，并声称“他对这一社会主义社团的兴趣只是为了搭建一个剧院。”[2]作家的“辩解”似乎意欲营造一种若虚若实、亦真亦幻早期的美国文学欧洲文学Coverdale）、齐诺比娅（Zenobia）、蒲丽丝拉（Priscilla）等该剧的主要人物毫无例外的被作家设计了田园牧歌款式的既定角色。比如，福谷田园剧的叙述者卡佛台尔在剧中扮演了诗人—农人角色，并且这一角色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小说中。小说伊始，卡佛台尔就自诩“他是一个诗人”；在告别读者之际，他再次扮演了诗人—农人角色。再如对于齐诺比娅，虽被作家定义为一名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和改革运动家，但实际上是作家笔下田园牧歌款式中的王后式人物。齐诺比娅不仅是天生的演员，更是高度自觉的演员。正如作家所言，我们这位齐诺比娅像任何皇后一样，“舞台才是她适当的发展领域”。而且，卡佛台尔也意识到：“齐诺比娅在我们跟前，会叫我们的英勇事业变成一场化妆舞会，一首田园曲，…。”剧中，作为出色的演员，齐诺比娅熟谙角色与服饰的高度关联，并巧妙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选择相应的服饰。花朵不仅是她的个人装饰，更是精心选择的舞台道具。作为田园剧的王后，齐诺比娅身着朴素的田园衣着，在乌黑而浓厚的发间戴着一朵“好像刚由花匠从暖房里的花梗上剪下来似的、极其美丽的”、非常鲜艳的热带花朵。这比在她的秀发上闪烁着一颗大金刚钻，更显得出她的雍容华贵；当她离开福谷，出现在波士顿的公寓时，她不仅换上贵重的礼服，同时将发间的花朵换成了一朵“由玉匠琢成的、模仿得极精细的”、闪闪发亮的珠宝花朵。“那朵特有的花儿，使她整个人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一特有的对比充分展现了齐诺比娅对衣着服饰和角色扮演的高度自觉。同时，这也展示了作家在小说中对人物角色心理的细腻挖掘和深度剖析，也呼应了作家把自己的作品自诩为“心理罗曼司”的定义。 从另一视角观照，《福谷传奇》这部田园牧歌小说又具有显明而直观的戏剧元素。作家把福谷乌托邦实验改写成了一出社团成员自觉上演的多幕剧。小说中，“卡佛台尔及其他大部分人物倾向于将自己的经历视作戏剧”。首先，从文本形式上看，小说二十九个章节，每一章节恰似一台戏剧的一幕或一场，譬如晚餐桌上、现代的阿卡狄亚、告别、化妆舞会等都是一幕幕相对独立的场景。再之，就其小说内容而言，小说承袭的是欧洲文学中的经典戏剧文学传统。霍桑赋予其笔下人物强烈的戏剧意识。比如，在“现代阿卡狄亚”一章，卡佛台尔对他们换上的新衣装评论做了番评论，将之与阿卡狄亚人的花哨服饰加以对比：“虽然我们是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理想家，我们的服装跟诗里和舞台上用来识别田园人民的服装——装饰着缎带的紧身上衣、绸马裤、丝袜子，以及上面缝着假玫瑰花的便鞋——没有相似的地方。”卡佛台尔不仅把福谷实验社团与西方“阿卡狄亚”式世外桃源相提并论，同时也直截了当的点出了阿卡狄亚传统自身所具有的戏剧特性。笔者认为，如果阿卡狄亚这一体裁本身就是田园背景中上演的一幕多幕剧。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福谷社团中成员就是该剧的演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一部集体多幕剧中“让思想中的人物演绎他们梦幻般的角色”。 三、阿卡狄亚回归抑或乌托邦展望 美国超验主义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打破加尔文教的人性恶、命定论等教条的束缚，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