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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征收的利益博弈 2012年11月5日来源：东方早报作者：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般来说，我们称中国为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首先是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是二元社会结构，再次是二元利益结构。造成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赶超型重化工业战略，其主要制度形式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口区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人口管理制度，而且意味着城市人和农村人的两种不同身份。在户籍背后附着大量体制性的利益，比如就业、福利、商品粮供应等，城市户籍具有远高于农村户籍的利益含量。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附着在户籍背后的体制利益越来越少，户籍越来越成为一种人口管理制度，附着在户籍上的身份限制大为减少。在体制限制减少的同时，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差异。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只要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他们完全可以在城市过上体面生活，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全国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只是进城务工经商，而难以在城市安家立业，原因不是体制性身份限制而是经济收入不稳定。 当前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来讲，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进城务工经商失败，至少还可以返回村庄延续过去的生活。一方面，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这在之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是不允许的），他们务工经商成功了，就完全可以在城市买房安居；另一方面，他们若不能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下去的就业和收入条件，还可以返回农村，维持“温饱有余”且往往是熟人社会的生活。 当前中国农村，一般农民家计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即年老父母在家务农，获取务农收入；年轻子女外出务工，获取务工收入。一个家庭可以同时获取务工和务农的两笔收入，则这个家庭就可以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条件。从农民个体来讲，他们年轻时可以进城，年老时可以返乡。返乡是农民可能的选择，选择即权利，当农民还可以选择返乡时，这个制度其实是增加了农民的权利而不是剥夺了农民的权利。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是对农民歧视的结构，而可能是对农民有利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我们应该清理城市对农民歧视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保留农民可以自由返乡的制度安排。 农民可以自由返乡，既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了出路，又为国家应对危机提供了调控的余地。经济形势高涨时，更多农民进城。经济形势不好，进城农民可以返乡。这样一来，农村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更强应对危机的能力。 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一般是指城市和乡村两个经济上差异很大的部分，这种差异既表现为产业结构上（二三产业和农业），又表现在所有制上（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个体农业），还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当然也还表现在体制安排上。1970年代中期开始，自苏南开始发展出集体所有制的现代工业特征明显的乡镇企业，并很快在1980年代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这一不同于传统城乡二元中任何一元的经济，就成为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第三元。所以在1990年代出现了“中国三元经济结构”的提法，与之相匹配的还有中国三元社会。进入1990年代以来，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改制不复存在，且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也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三元经济结构因此不复存在，之前含义上的中国三元社会结构亦不复存在。 到目前，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区分出来的是户籍差异，比如当前中国十三点四亿人口中，农村户籍人口为九点五亿，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竟然仍高达百分之七十。不过，户籍制度在当前更多是一项人口管理制度，农村户籍进城，只要有稳定工作，完全可以比城市人生活得更好，考上大学的农村户籍学生因此并不一定要转户籍到城市。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讲，沿海农村经济已经高度工业化，从所有制上讲，随着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改制，在城乡之间很难再找到因所有制差异而可以区分出的结构。 因此，在户籍以外，还有一个区分城乡结构的办法是产业区分，即从事二三产业者和从事农业者。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即以居住地来统计，从而将大约两点四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统计为城市人口，这样就得出中国城市化率已过百分之五十，这个城市化率竟比按户籍统计的城市化率高出将近二十个百分点。 这样一来，在当前中国城乡几乎不再存在制度性区分，城乡人口、经济高度流动的背景下，作城乡结构划分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只能从容易着手的地方开始分析。当前关于城乡结构的讨论中，最容易发生误会的是对农民的理解。什么是农民，农民这个群体有没有差异，他们的利益诉求是相同的还是矛盾的，这些都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从与土地有联系的农民来看，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极为不同的与土地相联系的农民，一种是土地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的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民，一种是土地已经或可能用于工商业用途的沿海发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