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论坛 朴素经济自由主义倾向.docxVIP

提交上海论坛（2011.5）朴素的经济自由主义取向——中国民间经济与基层社会的管理传统流变龙登高摘要：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经济中，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大体上能够自由流动，基层社会呈现自治形态，家族、宗教与结社基本自由，政府和法律认可民间的产权与交易惯例及契约精神，并以藏富于民而不与民争利为取向。各类市镇的兴起亦凸显出民间经济与市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王朝对民间与基层的干预有限，经济自由主义有效地推动资源配置、经济秩序及社会稳定，使大一统国家在低成本治理的基础之上长期延续。同时，技术条件有限、社会剩余不足也成为历代王朝重税、专制与集权的对冲或约束因素，顺其自然的治国之道亦成为朴素的传统相沿成习。比较视野下的考察发现，朴素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在历史上长期领先世界的重要基础。它始终在与专制集权主义的博弈中消长，但约束条件变动时，它无法抗衡政府权力的膨胀，特别是在强化政府控制的近代潮流中这一传统日渐式微，直至消失于国家治理与学人视野之中。关键词：自由主义，政府控制，市场，民间经济，基层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被视为中国历代王朝控制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以往人们通常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央王朝自上而下地实行全方位的强力控制，这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于世界的根源。的确，历代王朝力图对人口、土地与税收进行有效的控制，但被人忽略的是，它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朴素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其人类的天性而强韧滋长。学界开始考察这些约束与对冲因素，反思长期以来未经验证的一些成说，越来越多的成果关注到了中国历史上民间经济活力与基层社会的自发形态。英国李约瑟提出中华帝国是一个强有力的上层官僚机构建立在广大的政府很少干预的自治乡村基础之上，美国学者濮德培、马若孟等就“东方专制与有限政府”进行过较为集中的讨论，中国学者亦时有论述，如新近关于司马迁治之道与老子无为而治的阐释。但由于缺乏全方位的论述与整体性的解释框架，其学术影响力有限。本文将就中国王朝对基层民众与民间经济的自由主义取向进行全面的探讨，揭示其种种表现和内容，分析这一中国传统思想形成的原因、内在逻辑与渊源流变，由此建立一个论纲性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将能澄清一些认识误区，并更好地解释一些疑惑，比方说，如果没有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中国经济不能长期领先于世界，大一统也难以长期延续。一,政府对民间经济的自由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与作用与西欧中世纪相比，朴素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是大一统的中国王朝对民间基层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取向，源远流长，宋代以后大致定型。第一，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土地，以私有产权与自由交易形成历史的主线。井田制瓦解后，土地私有产权确立，允许地权交易成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基本制度。在实田制、占田制之下，对平民实行占田呈报制，品官贵族则按等级限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亦处这一脉络与沿革之中，它主要是基于政府征收赋税的规范，而并非国家平均分配土地的理想化制度。宋代以后土地制度趋向自由交易，相对于唐代而言，后世概括为“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这奠定了此后近千年的土地制度模式。其间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呈现出民间基层社会自生自发的自然演进秩序，从民间习俗、惯例进而演化为国家制度与法律。至明清时期，土地交易和地权市场相应的惯例与制度趋于成熟。为了限制政治权力对平等交易秩序的干扰和破坏，明清规定异地为官，官员在任所不得购买土地。当然，另一方面，暴力尤其是政治强权对交易、市场秩序与规则的扰动仍然是存在的，特定时期有时甚至是强烈的，但以往成说由此而否定了历史时期的产权制度、交易规则与市场秩序。这种干扰不仅出现于地权市场，以下几种表现中也都存在，不一一交待。第二，“任依私契”：民间契约精神与政府认可惯例。唐朝认可民间计息借贷行为，采取“任依私契”的原则, 即官府对民间计息借贷契约的订立不予干涉，从条文内容到形式, 完全依民间习惯。“诸公私财物出举者（有息借贷），任依私契，官不为理。······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当交易双方的冲突不能协调时，政府受理争讼，并按照私人契约的规定进行裁决。而民间在进行计息借贷时, 为确保计息债权的实现, 当事人双方对契约的订立, 从形式到内容都关注到了其严谨性。借贷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尤其是债务人应尽的履约期日义务、还本纳息义务、借贷担保、风险分担等, 均在契约中有明确约定，加以保障。相对于西欧，计息借贷的民间融资工具在中国发育更早，西欧直至宗教改革之后，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才摆脱了宗教教义的束缚，从法律上允许有息借贷行为。民间交易契约之所以能长期流行并受到政府的认可，是因为自愿交易具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明清押租制是一种主佃合约，佃农交纳押金就可以获得对土地使用的自主支配与经营。民国时期年轻的知识分子及其掌握的国家政权认为这强化了对佃农的剥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