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中医资料2从《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看中医病案规范化.docVIP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重视中医中药之下，整理“单方、秘方、验方”的热潮，也随着发掘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而掀起。前人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学习，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前的资料，几乎没有功名利禄的水分，医风纯朴，其真实性、实用性、可靠性均很高。 由于部份数据清晰度不高，文字扫描时系统难以识别，或生僻字字库里面没有，特把数据原文图片附在后面。 从《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看中医病案规范化 安徽省宣城地区卫生局李佛基? 　　《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以下简称《类编》)为浙江名中医何廉臣于1927年编纂。他别出心裁地先厘定医案程式，“照此程式，登报征求”，全国各地医家无论属何学术流派、撰写医案习惯如何，均须按此格式撷录临床验案，寄何氏遴选。此举得到热烈赞同，“各省来稿约近千种”，何氏从中选出371则验案，分上下集共12卷印行，50多年来一再重印，颇受中医界欢迎，并受到学习和研究中医的西医工作者的重视，成为推进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文献之一。　　何氏一呼而获天下响应，使许多声望卓著的名中医欣然一反数十年撰写医案惯例而恪守何氏所定医案程式，这确实是现代中医史上的一件大事。探讨何氏取得成功的经验，对于今天中医病案规范化颇有意义。　　 抨旧医案弊端　提倡清晰详明 　　首先，何氏勇于批评前人医案弊端，认为医案应当“初中末俱全”并达到“分际清晰、事实详明”的要求。何氏在《类编》“绪论”中对前人医案审慎地作了批评。他借俞东扶语婉转指出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的不足，及赞孙东宿治疟止腰痛案的始末完整“可垂为模范”，来批评首尾不全的医案不可取，在“绪论”最后责难叶案“有始鲜终，有终无始，究之治验与否，无从征验”。为《类编》作序的夏应堂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前人医案有四弊:一是“或则洋洒千言，或则寥落数字，但论词华，不言医理”；二是“其力之合否不顾也，其治之效否不顾也”；三是“好大喜功，侈言治验。或出门人之手，为师讳过，或属自编之案，为己掩瑕”；四是“首尾不全，始末无考”，“病变之转移无寻，治疗之步骤莫考”。其他还有“有案无方”或“有方无案”等弊端。何、夏之说代表了当时中医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前人医案的看法。正是因为改革中医医案的愿望普遍存在，才构成何氏一呼百应的基础。　　其次，何氏看到统一医案的撰写格式是交流学术、推动医学进步的需要。他说:“往往有力学之士，专家之医，于疗病能洞见症结而施方卓有奇验者，徒以声气鲜通，致湮没而无闻，夫岂医学昌明之世所宜出此乎?况以我国幅员之大，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南北土性燥湿、民气强弱之不同，与医理皆息息相关，故一切病源病状诊断疗法，决不能强使一致，苟非各出验案，以析异同、以资比较，将无以指迷广见面速医学之进步焉”。而要做到“析异同、资比较”，没有统一的、完整的医案是办不到的。所以何氏不但规定了医案的格式，还要求详细书写病人姓名、年龄、住址，详述治疗经过和效果，改变了前人医案普遍以“张左”、“王右”、“某”代替患者姓名、甚至根本不注姓氏以及疗效无从稽考的状况，使得医案可以核查而“足征凭信”，从而具有现代医案的价值。另外，注明医生的住址，起到相当于今天临床报道发表时标示作者工作单位的作用，使得同道间能够互致信息，切磋交流，也使医、患之间的联系渠道得以沟通　　 定新医案程式　实践左右逢源 　　何氏所定医案程式共八项:“一病者，二病名，三原因，四症候，五诊断，六疗法，七处方，八效果。”很明显，何氏借鉴了西医病案的写法，又精心编排了栏目、顺序，使大多数中医能够认可。无论是当时和现在，这种医案格式和西医病案都相差无儿，又能从容载明中医的“理、法、方、药。　　何氏不但明确提出了统一医案的目的、要求和格式，而且大胆付诸实践。由于他代表了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共同愿望，所以获得广泛的支持。《类编》稿约发出后，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西从四川，东至上海，20多省市的著名中医纷纷来稿。被《类编》选用验案的86名中医中有张锡纯、丁甘仁等一代大师。由于受各自学术流派和临床经验的影响，他们医案的风格迥然不同，但在入选《类编》时，都能把各具特色的辨证论治和各有心得的遣方用药统一在何氏规定的医案体例中。试举张、丁人选《类编》的验案，颇有启迪。　　张锡纯为河北盐山名中医，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以下简称《参西录》)。张氏入选《类编》医案25则。 笔者统计出自《参西录》就有21则。其中引自该书“医案”部分者多达9则，其余分散在“医方”、“药物”、“医论”部分中，形式也随体裁不同而变异。　　《参西录》所载“医案”撰写体例已很接近何氏所定格式。是书付梓在《类编》之前，可能何氏曾引为参考。张氏医案在记录病人姓名、年龄后即写出病名，然后分“病因”、“证候”、“诊断”、“疗法”、“处方”、“效果”，有时后面加上“说明”、“或问”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