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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探究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司法机关之外的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在干预司法时都要追究其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提出在检察系统建立过问案件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排除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对检察权行使的违法干预和影响，确保检察机关公正司法，维护检察机关公信力。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该制度产生运行情况进行粗浅阐述，并对该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完善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司法独立 内部监督 过问 责任追究 　　樊崇义教授曾言：“不受约束的司法是危险的，没有记录的干预是难以问责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是背景下，司法领域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司法独立的问题也亟待解决，现实中还存在着相当多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需要多元化的司法制度予以规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高度重视司法独立问题，其中干预追责就是一种制度创新，明确规定：“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同时还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建立司法人员内部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前一规定从外部保证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后一规定则是健全了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由于这两种机制都是针对干扰司法独立的行为，并且也都强调了对相关责任人员追究其责任，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干预过问追责制”。 　　一、干预过问追责制度的进展 　　任何制度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干预过问追责制度也不例外，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司法机关内部的过问追责制度最早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当时名称为过问登记制度，可以称为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的雏形和前身。在最高法2009年1月8日的《关于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处理办法》中规定：“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是指违反规定插手、干预、过问、打听他人办理的案件，或者向案件承办单位（部门）领导、合议庭成员、独任审判人员或者其他辅助办案人员打招呼、说情等行为。”同年底《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中的“审务公开”中也规定：“建立健全过问案件登记、说情干扰警示、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要向社会和当事人公开违反规定程序过问案件的情况和人民法院接受监督的情况。”2011年《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更是直接确定了过问登记制度的一些具体操作。 　　相对于检察机关是在2012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的意见》，并在当年两会期间提出了在检察系统探索建立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在此之前，部分检察院探索实施过类似制度，如2008年河南省信阳市检察院建立《办案说情报告制度》，2010年山东省曲阜市检察院制定《办案说情报告制度》等。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提出：“要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强化内外部监督，保障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强调要在检察内部用比监督他人更为严格、更高的标准监督检察机关所存在的规范公正办案问题。2014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执法办案活动内部监督防止说情等干扰的若干规定》，规定七种可能干扰执法办案、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情况，比如邀请私下会见、打听办案人员情况、证人情况、举报人及举报信息情况、证据情况、案件侦查情况、为案件请托说情等。针对以上情况，要求检察部门逐级报告并备案，同时将相关情况书面报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备案。 　　二、干预过问追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隐性说情问题难以防范 　　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实行网络信息化管理模式，案件最初开始是由案件管理部门最先接触，并对案件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后，再分配给各办案人员。在这个过程中，案件管理人员最先对案件的信息有个初步的了解，内部人员知道案件承办人员相对容易。在调查中，大部分办案人员反映，当内部人员知道承办人员的情况下，就会向承办人员打探案情，承办人员碍于同事情面对此类打探不登记、不汇报。在课题组做出的匿名调查中，55%的办案人员遇到过此类情况，并且都没有对该类过问进行登记和汇报；10%办案人员提出遇到过此类情况，自己记录了但是并没有汇报；一小部分办案人员提出遇到此类情况，自己记录并打算在案件出现问题后向领导汇报。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检察系统内部人员过问的情况是有的，但这些过问情况是比较难发现，由于本人不说、外人不知、难于发现。如果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的配合，简单依靠案件过问记录制度和责任制度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二）难以如实登记备案 　　在课题组进行匿名调查中，大部分办案人员反映不敢如实记录，5%的办案人员也只敢记录一些简单过问情况。检察机关是上下级领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