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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留日法政速成科纪事 　　法政速成科的设立给了渴求西学的国人以便利，加之清庭科举制度的废除，留洋更成为传统士人接续仕途的终南捷径，“各省官、私就学者顶背相望” 　　1906年11月30日，清朝留日法政速成科的官费生、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坐在居所中，铺开信纸，给妻子张象徵写信，“现存的学费不到60元矣”。写到这里，沈钧儒觉得“可叹亦可笑”。最窘迫之时，他都到了“短衫裤子破了也不能买”、“出门都不敢坐电车” 的地步。 　　在日留学不比在家，处处都得花钱。法政速成科的全年学费是日金四百元，当时的日金比大洋要更值钱，相对于当时国人收入而言，这笔留学费用并不是一笔小数目。沈钧儒作为官费生，虽有每月三十至四十元的留学费支撑，但除了学习他还要购书、交友、参加各种活动，这些加起来支出甚巨，因此经常窘迫不堪。 　　从沈钧儒身上，大致可窥得晚清赴日留学的生活日常。然而即便如此，赴日留学仍是当时的时代焦点，尤其求学法政，乃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一件大事。而令他们离家去国、易苦以甘去求学的原因，是清末变法修律亟求新知和储备人才的大时代背景，是甲午战败，加之“庚子之役”后国人的“痛定思痛”。 　　较之径赴西洋，清朝政府选择选派学生去已经汲取西学的近邻日本作为留学之地，于文字、风俗、费用等更为便宜。而日本方面，在中国方败、正崇拜明治维新的成就之际，日本官绅在华的游说活动，也是促成留日浪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表面上其美名为亲善提携，实则包藏野心。当时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就曾有言，习法政者将以“日本为楷模，为将来改革之准则”。 　　沈钧儒当时求学之地是一个叫“法政速成科”的地方。1904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专门针对清国留学生实施短期速成（一年，后改为一年半）法学教育，设立“法政速成科”，以接受清政府派遣的法律、行政、政治领域的留学生。从1904年5月正式开班到1908年7月举行最后一班毕业典礼，法政速成科为时不过5年，前后受教却约莫千人，虽为一临时体制，却对清末政治、法律变革运动乃至近现代中国影响甚大。 　　放眼清末，众多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归国，投身于政治、法律变革运动，涌现出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法政人才，他们共同推动了传统法律制度向现代法律制度的转型，对近代中国的法律启蒙起到重要作用。 　　而百年已过，那些曾在帆影轮声岁月里负笈东瀛的法政留学生是何面貌，他们在法政速成科的生活和心理境遇又是如何，从广西师大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中可见一斑。 　　“法律界的春天来临了” 　　有关法政速成科之设立，史学界广泛接纳的一条史料，出自清朝、北洋政府大臣曹汝霖所撰《一生之回忆》。曹汝霖在书中写道：1904年，他即将于日本东京法学院毕业回国。3月里的一天，在宏文学院学习师范的范源濂前来看他，二人谈起回国后的打算。范源濂鉴于国内目前法政人才匮乏，而日本正规法政教育又时长难待，提议在东京为有志法学的留学生特设法政速成科，“以期快速造就人才”。曹汝霖听后十分赞成，并想到向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寻求帮助，原因是他向梅谦次郎请教过几次，觉得梅谦次郎有别于那些“不爱多管闲事”的日本法学家，“他对中国很关心，人亦爽快明通，不是只埋头苦干，不问外事之人”。 　　根据曹汝霖的记载，梅谦次郎后来接受了曹和范二人的建议，表示“愿意出一点力”，并打算将法政速成科的地址设在了法政大学，由梅谦次郎亲自约请来授课的教授。 　　按曹所述，似乎梅谦次郎完全是在曹汝霖和范源濂的提议下才热心创办法政速成科。但从时间上看，这其中似有不合理之处。法政速成科5月初第一班开班授课，距离曹和范最初晤谈仅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众所周知，开设一所学校并非简易之事，若梅谦次郎对此事毫无准备，实难想象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让一切全部就绪。 　　事实上，梅谦次郎之所以全力支持开设法政速成科，与当时日本社会热衷于提供“速成”教育也有很大关系。日本著名中日关系史专家，原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实藤惠秀在其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记载：1902年，晚清教育家吴汝纶赴日视察教育，前后居留三个月。他一方面考察各种文化设施，一方面参加文部省主办的有关学制的讲座，并且访问日本朝野知名人士。日本名士从各种立场发表多种意见，但大多主张中国当时必须推行速成教育。因中国当时推行新教育比日本迟了三十年，且日本在明治初年亦推行速成教育。 　　不仅如此，报章杂志也跟着鼓吹速成教育。1903年，清末大臣张百熙等奏定《学务纲要》，与其说奖励，不如说是命令大家留日研修速成的师范科。当时的日本学校甚至出现激烈的竞争倾向，“如甲校用一年教授完毕，乙校减为八个月，而丙校更缩成半年。尤有甚者，竟有数月以至数日的速成科”。 　　由此可看，法政速成科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梅谦次郎在询之于日本小村外务大臣并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