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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两个基本模型 　　[内容摘要]公司治理作为企业运行的基本制度，应以创新和价值创造为导向。现有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文献以经验研究居多，理论模型较少。本文构建了多任务情况下的“股东一经理模型”和企业层面的动态最优创新投资模型。前者表明经理在基本工作和创新工作上努力的边际成本均与占据工作职位的代理收益有关，也与两种工作的完成概率有关，经理关注创新活动的最佳条件是经理本身即是股东。后者显示企业最优的创新决策和公司治理质量对当期利润与未来利润均存在影响，创新决策需与公司治理质量相匹配，在当前利润和未来利润之间平衡。并且公司治理是有成本的，过度强调治理水平会对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公司治理；创新决策；激励机制；最优化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自Berle和Means（1932）以来，传统公司治理的研究侧重于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旨在协调各方的权力和利益，达到一种相互均衡。然而，理论和现实一再表明，在不完全合约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没有最优解。各国的公司治理乱象也不断变换花样，层出不穷，治理的有效性不断受到质疑。这就要求公司治理理论超越原有的框架体系，不再纠缠于利益的分配，而是立足于企业的本质性质和原始功能，更关注利益的产生，也即更关注企业的创新活动和价值创造活动。换言之，公司治理作为企业运行的基本制度，关系到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应服务于企业的创新本质，以创新和价值创造为导向，更关注“做蛋糕”，而不是在“切蛋糕”上左右徘徊。 　　近年来，大多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文献以经验研究为主，比如从股权结构、股权性质、董事会、高管任期、高管持股激励等方面，分别考察不同群体企业公司治理的某一方面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这些研究打开了治理与创新关系的“黑匣子”，有利于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是，经验研究受制于研究样本，其揭示的规律往往仅限于某一群体，研究的推进需要规范的理论模型做支撑。 　　已有一些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构建治理与创新关系的模型。王昌林、蒲勇健创建了一个控制权分享下的技术创新决策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控制权有利于抑制技术创新中的机会主义行为。Sapra等建立了控制权市场压力与企业创新关系的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创新力度与外部市场接管压力呈“U”型关系，呈现这种关系的原因是预期接管压力和私人控制权收益对经理具有激励效应。宋小保、刘星从股东冲突角度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模型，认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会产生控股股东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冲突，冲突关系会影响企业创新技术的选择与创新技术投资的效率。冉茂盛等从股权激励的角度构建企业研发支出模型，研究发现，给予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提高管理层选择的研发投资量。但是，随着股权激励比例的增加，管理层的自主权增大，对管理层进行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会下降。吉云、姚洪心通过考察企业家才能与创新机会的动态匹配，构建了一个企业家创新决策模型。他们发现，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对创新激励至关重要，创新过程中观察到的外生信号是否正面是进一步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创新机会的可被分享程度将会影响到市场对企业家的创新激励，保留收益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市场有效性等外部因素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热情。温军、冯根福以一个经理人的职业生涯模型为基础，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些文献表明，控制权、股东冲突、股权激励等均是影响技术创新决策的重要因素，不过各文献只强调了某一方面，彼此之间缺乏整合。吉云、姚洪心从企业家才能的角度构建创新决策模型，考虑了多种因素，由于未对多种因素进行分类，影响了模型的普适性。 　　总体而言，现有技术创新的模型很少将经理作为分析中心，未充分重视经理决策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未深入揭示技术创新的决策逻辑。Hellmann和Thiele进行了新的尝试，他们建立了多任务情况下的激励与创新关系的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代理人的工作分为基本工作和创新工作两种。如果某种创新活动是企业特有的，则委托人将倾向于对基本工作提供较少的激励，以促进代理人开展更多的创新活动。然而在均衡状态下，代理人将执行较少的创新活动，委托人陷入一种激励困境。他们的模型提供了多任务情况下激励与创新关系的一个讨论基准。本文将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基本工作和创新工作的完成概率，并进一步考察均衡情况下股东、经理和企业的总体福利，以期对该模型做一个拓展。 　　企业创新投入的资金要么源于自有资本，要么源于外部融资。较好的公司治理质量有利于企业进行外部融资，从而有利于创新项目的展开。但是，公司治理并非没有成本，较好的公司治理质量意味着企业当期需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完善治理，从而减少了用于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