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里的哲学家.doc

城邦里的哲学家 雅典城邦衰败后，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2000多年，直到最近一两百年才开始逐渐兴盛。古希腊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开端决定一切。即使是在鼎盛时期的雅典民主生活里面，我们也都看到了它的最好与最坏，可能与不能。赫拉克利特说:“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在这同一条路上，现代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选择向上提升，还是说继续沿着公元前399年的那个方向向下沉沦？ 　　　　◎周濂 　　苏格拉底之死 　　站在雅典卫城山门前，最好的景致在西向:近似无限透明蓝色的天空之下是蔚蓝的爱琴海，海与天的交汇处是8公里外的比雷埃夫斯港。与这派澄静景象截然不同的，是脚下山石嶙峋的战神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高约113米的多岩石的小山包。 　　《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正是在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完神圣的女神献祭后，匆匆往城里赶，当时的他一定没有想到会在这个鄙陋的战神山上接受公民大会的审判，并在山中央的小山洞里度过死刑前的漫长时光。 　　一眼看尽苏格拉底的人生是一种震撼，走近那个传说中拘禁苏格拉底的山洞，则是另一种震撼。 　　其实在奔赴希腊之前，我对于伟大的苏格拉底死前的生存境遇早有心理准备，毕竟在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以照片式的成像风格向我们描绘了苏格拉底最后时刻的场景。但是亲眼见到那个铭刻在哲学史上的山洞居然如此逼仄，仍然让人惊愕。我突然意识到，画家将这个无法直身的囚室描绘得宽敞明亮，也许是在表达自己的信念: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的囚室也应该是充满理性和光辉的。 　　在柏拉图的《克里多篇》中，你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如何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与朋友探讨真理、善恶以及灵魂不朽的问题太过投入，苏格拉底从黎明一直聊到深夜。时间到了，他一口气喝完杯中的毒药后，身边的朋友们忍不住开始掩面而泣。苏格拉底劝解道:“说真的，我的朋友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把那个女人送走，怕的就是这种骚扰。有人说一个人临终时应当保持心灵的平和。勇敢些，安静下来。” 　　公元前399年的这个晚上也许对于苏格拉底是坦然的，但对雅典人民却何其不幸。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威尔·杜兰说从这一刻起，雅典人的躯体和灵魂都开始衰竭。 　　而对于柏拉图来说，遇见苏格拉底让他放弃了诗歌，苏格拉底的死则使他成为雅典民主制的坚定批评者。在《理想国》列举的5种政治体制中，民主制被柏拉图放在倒数第二个，仅比暴君统治稍强一些。有人认为民主制与哲学是雅典人留给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两个成就，但这个城邦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决定与民主制分手，不知道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遗憾。 　　城邦里的闲暇时光 　　今天，在雅典艺术学院门口矗立着两尊雕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个名字是雅典城邦贡献给世人的仅有的两个哲学家，却让此前与此后的同行们都黯然失色。 　　雕像的造型十分符合人们的常识:苏格拉底右手托腮，柏拉图低头做沉思状。“哲学家”留给人们的印象便是这样的，落落寡合、阴沉着脸，整天用灰色的理论去解释活泼泼的生活——与屋檐上站立的高大健美的阿波罗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这只是世俗偏见。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相貌英俊、高大威猛，因为参加科林斯地峡运动会的摔跤比赛，得了个绰号“柏拉图”，意思是“大块头”。想象他的形象，最适合的样本是刘德华饰演的“大只佬有大智慧”。苏格拉底容貌奇丑，这一点倒和多数哲人差不多，但他酒量极好，体力过人，一年四季身披同一件大氅，冰天雪地也只用赤足行走，而且天性开朗、性格外向，非常喜欢与人交往。 　　埃及的祭司对伟大的梭伦说:“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柏拉图说:“哲学起于惊讶。”古希腊人所说的“理论”其实是一种“热情的动人的沉思”。假如没有孩子般热情而动人的眼神，又怎么会从纷乱的世界和乏味的人生中发现惊奇，并进行哲学思考呢？ 　　在抵达雅典的第一天，我们在几个先行约定的采访之间折返的时候，就已经从车窗里数次瞥见从街道和楼宇边上露出来的廊柱和剧场一角。雅典老城区里，以卫城为中心，四下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古市场、柱廊、竞技场以及剧场的遗址。 　　待到真的站在一个市场的中心，环顾四周，遍地是东倒西歪的石柱和碎檐，其间有几条老而不衰的肥硕黄狗在透彻的阳光下酣然大睡。虽然城墙不再，廊柱坍塌，仍可以从它们身上看到Polis（城邦）的影子——那个黑格尔口中让现代人有“家园感”的地方。 　　当年若不是固执地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苏格拉底一定不会待在漆黑的牢房里，就像他日常的生活习惯，清早起床后直接把夜里做被子的大氅抖落一下，然后披在身上出门。和风煦日的公共空间才是雅典人生活的重心所在。 　　卫城和古市场是城邦生活的活动中心，前者是进行祭神的地方，后者是政治活动的场所。古希腊的各种城邦里面，或许只有科林斯的古市场最符合现代人对“市场”的想象:整天充斥着熙来攘往的生意